我的走私贩朋友的汽车像蒸汽船一样长，颜色就像是巧克力冰激凌圣代。它从头到尾被装饰得银光闪闪，像个昂贵的抽水马桶。车里许多部位被贴上了栗色的皮革。车上有着人们所能想到的应付紧急情况或仅仅是为了使用方便而需要的一切东西，我不知道我的朋友还可能需要什么——大概只有棺材了。我坚信，这辆车很想恶毒地干掉我的朋友以此作为它的报复。［31］
福克纳的读者经常能从他现实主义的描述中读出一种强烈的喜剧感。这个扎根于深厚的南方文学传统中的讲故事的人，似乎每时每刻都走在夸张的边缘，而且经常抵挡不住“玩笑一下”的诱惑。福克纳能打出很生动的比方，不过总是在努力克制住尽情讽刺的欲望，也避免说太多的话，以防他吹的那个牛皮爆了。从《乡村老鼠》和其他一些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出一种刻意隐藏信息、直到关键时刻才让它们喷薄而出的写作技巧；同样，人们也能发现，福克纳已经有了展现角色的内心世界的习惯。在很多随笔中，福克纳专注地描绘笔下人物的所见所闻，醉心于探究的艺术，还经常让那些可疑的、不值得信赖的讲述者做出理性的表述；而在另一些作品中，镇定冷漠的主人公脑子里往往充满了可怕疯狂的念头。在福克纳的作品中会出现情节剧式的情节，但是作家不对此做出任何的渲染或特别的解释，似乎它们的唯一功能就是让人困惑。他还喜欢让角色们说着种种特殊的方言，将其夹杂在自己用十分传统规整的文字进行的叙述中，于是，不同等级的修辞就在华莱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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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文斯所谓的“语言的欢乐庆典”中交汇在一起。上述所有这些在《新奥尔良随笔》中含苞欲放的技巧，在几年以后将真正地大放光彩。
整个冬季，福克纳奔波于奥克斯福和新奥尔良两地。到了来年3月，他回奥克斯福与父母和正带着孩子住在父母家的埃斯特尔道别，随后回到新奥尔良准备赴欧的旅程。他和一位年轻的画家（也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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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普拉特林临时住在一起，在那段时间写了不少名为“斯普拉特林”的随笔。他原想在新奥尔良住几天就去欧洲，但是一些事情耽误了他的行程。首先，他的一篇小说进展得非常顺利（他在1925年2月16日写给母亲的信中第一次谈到了自己对于那篇小说的构想）；另外，他非常享受和安德森在一起的时光，觉得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再者，有生以来第一次，他靠写作挣了不少钱。他甚至跟母亲这样吹嘘：“我就像约翰
· 洛克菲勒一样，什么时候需要钱了，就坐下写出点值10块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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