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期间，几乎所有的白人都对奴隶的反叛感到恐慌；战争结束以后，许多人知道了恐慌也无济于事。成千上万的奴隶成群结队地逃离南部，汹涌的黑色人潮让联邦军不得不为他们设立了临时的营房。在《没有被征服的》中，作家福克纳用《出埃及记》般的口吻来描述他们：一大群人在滚滚尘土中行走，希望能早日到达想象中的约旦河。贝亚德 · 萨托里斯以惊奇的目光目送着这群人，感叹“他们的头脑中沸腾着急于行动的冲动，那种冲动比他们的肤色还要黑暗，毫无理性，追随并求索着幻觉、梦想。他们自己并不理解光明的轮廓，他们并不理解，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他们的祖先也并未留下过相关的描述”。［16］
这一段话透露了福克纳本人并没有什么“自由主义”的情结，显示出“老南方”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情绪。
根据埃里克 · 方纳在《重建时期简史（1863~1877）》中的观点，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种族间的仇恨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尽管黑人在19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当地人口中的多数，白人依然坚实地掌握着当地政府的权力。从1874年到1875年，密西西比州笼罩在极端暴力的阴影之下，由白种人组成的“骑兵俱乐部”四处劫掠，攻击一切持有非种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观念的人。“和三K党的暴行不同，”方纳指出，“1875年的暴徒不戴面具，不穿长袍，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案。” ［17］
种族主义组织“白色班轮”（White-Liners）抵抗联邦政府所颁布的有关废除奴隶制、保障公民权、给予前奴隶（男性）选举权的政策，比如第13～15条修正案。那些赋予黑人公民的权利在实际操作中被他们消解，不仅如此，诸如詹姆斯 · 金布尔 · 瓦达曼、西奥多 · 比尔博这样公然的种族主义者还在那些组织的扶持下成为了政府官员。（值得一提的是，福克纳在《小镇》中以这两位当地著名政客的名字命名了两个次要角色，比尔博和瓦达曼是I · O · 斯诺普斯所生的一对孪生兄弟。）
在约翰 · 韦斯利 · 汤普森 · 福克纳这位怎样努力也不能重现父亲传奇的“小上校”眼里，经常为下层白人说话的瓦达曼很有人格魅力。当瓦达曼代表美国参议院挑战勒鲁瓦 · 珀西的时候，“小上校”曾作为当地“瓦达曼俱乐部”的主席为这位政客摇旗呐喊。那个时候，约翰 · 韦斯利 · 汤普森已经和妻子（萨丽 · 福克纳，作家福克纳的祖母）从里普利镇搬到了40英里（1英里约等于1.6公里）以南的奥克斯福。奥克斯福是拉斐特县县府，比里普利镇更有活力，更为世象纷繁。“小上校”执意搬家的另一条理由是，他希望摆脱父亲留给他的长长阴影。这次搬家给他的孙子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后者在成为作家之后，始终把奥克斯福放在他虚构世界的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