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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
一九七三年(2)
作者 :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今天是拉洛契卡的生日,而我生病了。我们身无分文。可怜的拉洛契卡!别介意,等恢复过来,我们迟些再庆祝。

    一个想法:把《白痴》拍成电视。七集,彩色。我要跟那平谈谈。不要中间人,不要不相干的官员。这主意不坏!

  

  二月二日

    《白痴》应该是连续剧。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电影——《谢尔盖神父》也可以拍成电视。拍《白痴》会很好,七集。

    现在我必须考虑挣钱方法。我和萨沙?米舒林可以按照要求很快写出电影剧本。真希望我们能落实两三个三小时长的剧本合同。瓦勒里?K.在帮忙。他已经给摩尔多瓦的某人说了。

    我想阿格耶夫现在哈萨克斯坦。给他写电影剧本绝对没风险。

    柯里林今天打电话来,他负责莫斯科市内的发行。因为首映,他看来很担心我的病。我从谈话中获悉他一直在跟罗卡乔夫谈。塔拉索夫显然顾忌我对《飞向太空》首映的意见。这样更好。叫这帮人见鬼去吧,他们活该。

  

  二月四日

    传闻巴斯卡科夫开了绿灯。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尽快开工。

  我要是好些就好了,这流感太顽固了。

    又在读《白痴》。不容易拍。剧本很难写。小说大致分为“场景”和“场景描述”;换言之,用情节发展的术语,是对所有重要事件的叙述。那些“描述”当然不能全部省略。有的必须拍出来。

    但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最重要的是《晴朗的日子》。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构最严谨的作品,最协调、最适合改编的是《罪与罚》,但勒约瓦?库利赞诺夫做过了。

    我不喜欢《晴朗的日子》这个片名。无力。《殉道记》好些,只是没人明白它什么意思;而他们一旦明白,又不会允许。《救赎》有点直白,有点薇拉?帕洛娃的味道。《告解》很做作。《你为何伫立远方?》较好,但又晦涩。

    “……几乎所有的现实,即使有其永恒定律,但几乎总是不可信。实际上,它越真实,就越不可信。”(《白痴》中列别杰夫的话)

  

  二月五日

    《卢布列夫》在南斯拉夫的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

    这是电影节中的电影节。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二年,我觉得所有国家的得奖片都在那里放映过。除了《卢布列夫》,我们提交的还有《驯服之火》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些当然什么也得不到。它们只不过因为官方安排而在本国获奖。我很想知道电影节放了哪些外国片。自然,这个消息我不是从协会和委员会那里听来的。

  尤鲁瑟维斯基[1]昨天打电话来向我道贺。他从广播里听到的。我的老板们表现得依然可恶。

    这是“私生子”《卢布列夫》获得的第四个国际奖项。

  

  二月六日

    他们说《飞向太空》反应很好。没有空位,没人退场。实际上,最后甚至有人高呼:“塔可夫斯基万岁!”得看看还会发生什么。

    晴朗的、晴朗的日子。

  

  二月七日

    “……不能拿两支箭。第二支箭对准目标,第一支箭就会用心不专。不要患得患失,每次只应考虑一支箭。”——吉田兼好《徒然草》,第九十二节

    “迷惑于该做还是不该做,一般最好不做……”摘自佛教净土宗高僧语录,一二八七年。[2]

  

  二月十七日

    罗斯托茨基刚打来电话。他最近才从南斯拉夫回来,他说他不知道只有自己一个人参加电影节。我根本不信。

  这届电影节集中了近两年所有的获奖影片。《教父》也放映了,他们说这是黑手党筹划的。有可能。

    电影节开幕电影是《卢布列夫》。它在观众排名中位列第四。《教父》和别的两部排在前面。

    国际影评人一致推举《卢布列夫》为第一名。一百六十位影评人(我认为)都投了它一票。

   罗斯托茨基还说这届电影节亲美。谁知道呢?可怜的老罗。

  

  二月十八日

    我从没见过哪个表演能避免这种一成不变的缺点:它们从“评估”开始,接着去想;只有那样他们才说话。

    那种糟糕而不自然的无所事事,那种思考与内心状态的匮乏,无力表达完整想法,不是为一个想法而说话,而是为说话而说话。整个这一系列的东西,应该是语言、动作与内心状态的同步。但那些东西拼凑起来,却成了众所周知的俄罗斯表演学派。

    它们根本就是错的,是说谎与不真实的。

    N. 波克诺夫斯基告诉我,他应嘉穆查托夫的请求把已故父亲的手稿交给他。两年来,这个嘉穆查托夫靠它捞了好处。手稿他没退还,与此同时,还借它在达吉斯坦写了两篇博士论文,题为《十九世纪上半叶高加索东北山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这阿瓦人不过如此!

  很多历史学家(只有历史学家)批评《卢布列夫》序幕的那个气球。有趣的是,那是已故斯维契夫[1]鼓励我用的。(我是通过雅穆斯契科夫认识他的。)

    我越来越觉得单一法则(为了完整)在电影中至高无上,可能甚于在别的艺术形式之中。这么说吧,我的意思是:攻其一点。为了讲清楚,不妨举个例:如果《罪与罚》接近于这一理想结构,那《白痴》,比方说,离它就比较远。它更“错位”。

    

    “……我们享有社会乐意给予作家、而作家也很看重的那些便利。正如我们所知,作家不听命也不受制于任何人,他们只听从自己的心灵与良知。”(一八六二年——斯特拉霍夫论一八六一至一八八二年的岁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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