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是致力掌握终极真理的人（但他不是躲起来暗地里进行，不是原地转圈，也不是置身于某一生态圈的宽泛领域）。
每当艺术家创造出完美无缺的东西，他就掌握了终极真理。
一月九日
前天将修改的剧本送到委员会。西佐夫向我保证，剧本能不能拍，接下来三个星期就有分晓。主啊，帮帮我！
一月二十四日
有一阵，我认为电影跟别的艺术不一样（在所有艺术之中最民主），它有一种整体效果，对每一位观众都是相同的。它首先是一系列记录下来的影像；这些影像如照相般精确。如此，因为它不含糊，每位观众将以同一方式来感知（显然是就某一程度而言）。
但我错了。必须找到一种法则，让电影对观众有个别影响。“整体”影像必须成为私人的东西（可与文学、绘画、诗歌与音乐的形象相比）。
我认为，这一基本法则——其实乃主要动机——就是呈现尽可能少的东西，通过这些，观众得去建构其余以及整体的概念。在我看来，这必须是构造电影影像的基础。如果从象征角度看，那么电影中的象征就是自然与现实的象征。这当然不是细节问题，但也隐藏在其中。
一月二十六日
前几天我们都病了。三个星期来我一直躺在这里。我发现自己又处于期待与不确定的可怕境地。我指的是《晴朗的日子》能否获得批准。不允许你做事很惨。
萨沙？米舒林有个很好的提议：为哈萨克电影厂写一个改编自奥索夫《阿巴罗》的剧本。
只是我得小心，别让到手的钱被抢走了。
我刚读了斯特鲁嘉茨基兄弟[1]的科幻短篇《路边野餐》；这也可以替别人改编成一个精彩的电影剧本。
现在很值得考虑从中亚的电影厂那里赚点钱，要是我想把债还清——一共八千卢布。我现在甚至后悔，不肯为改编自艾特玛托夫[2]小说的短片做艺术指导。那毕竟是一份固定月收入。下次我不会这么傻。
梦有两种。第一种，做梦者仿佛有魔法，可以主导梦中事件。他主宰一切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他是造物主。第二种，做梦者没有话事权，他是被动的，他苦于被强暴，苦于无力保护自己。他所遭遇的，完全不是他想要的，这一切都极为恐怖与痛苦。（就像卡夫卡的作品。）
“画家灵光闪现的时刻，肯定不是来自他的意识（相较别的艺术家尤甚）。他的发现，即使他自己也觉得神秘，一定是绕开了深思熟虑的长路，来得如此之快，让他没时间留意到转变。要是他守株待兔，去观察，去抑制，它们就会像童话里的金子一样化为尘土。”里尔克致妻子的信（关于塞尚），一九○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一月二十七日
生活多么悲哀！我羡慕任何一个能够坚持自己工作、与国家没有关系的人。实际上，除了戏剧界和电影界的人，每一个人几乎都是自由的（我不把电视包括在内，因为那不是艺术）。当然他们也没工资，但他们至少可以工作。
当局多么愚蠢！他们真的需要文学、诗歌、音乐、绘画和电影吗？当然不是。反过来说，没有他们，生活将多么简单！
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说我还要拍四部电影，他说的显然没错。我已经拍了第一部——《飞向太空》。还剩三部。就这些了！
我想工作，比什么都想。工作！一位意大利新闻界称为天才的导演竟然失业，真是荒唐与可耻。
坦白说，我觉得那些爬上高位的庸人讨厌我。庸人终究受不了艺术家。我们的老板无一例外都是庸人。
如果《晴朗的日子》能拍，我一定要对影片做点处理，或至少是剧本，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是时候……
或者我应该让这一切见鬼去？
什么树最漂亮？一定是榆树。只是它长得慢。哪一种长得比较快？银柳还是白杨？白杨很漂亮。
我想知道能否通过费佳弄到一辆车。那是唯一可能。我自己显然永远也买不了一辆。我是多想让乡下的生活靠得住啊！
一月二十九日
《飞向太空》二月五日在莫斯科上映。首映在和平，不是十月或俄罗斯，而是和平。老板们觉得我的电影不足以进最好的影院。他们就这么坏。让他们在俄罗斯看那个该死的格拉西莫夫吧。
我决不求他们关照，我也不参加首映。
是时候明白没人需要你了。要开始应对。你必须超越它。我毕竟是塔可夫斯基。世上只有一个塔可夫斯基，不像格拉西莫夫之流，他们数不胜数……我的工作是拍电影，不是搅和到那些所谓艺术家的扰攘之中。
塔拉索夫来电话。和平首映的组织者跟他联系了。拉丽莎说明了情况，说我真的病了，不能参加首映。为了知道将来的效果如何，我一定要拍《晴朗的日子》（我仍未决定片名）。
把一点点情节和故事演出来搬上银幕，是不能叫做电影的。它们无论如何也跟电影无关。一部电影作品，首先在于它是别的艺术形式做不到的。换言之，它是能用电影手段创作出来的，它就是电影。
唉，真希望有人跟我签一份五年合同，迫使我在这段时间拍出尽可能多的电影。拍我想拍的电影。
我不应该浪费时间。我觉得那五年我能拍七部电影。
一月三十一日
我们的生活方式令人忧虑，它赋予每个人定义狭隘的角色，创造出来的条件，只利于发展我们心灵中的某些部分，即只允许我们在那一角色的局限内成长。我们心灵的其他领域日渐衰退。从此不再触及。在这里，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产生忧虑、怀疑、道德沉沦与希望破灭。
二月一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