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诺夫二十九号到电影厂来，《飞向太空》无需任何修改就通过了。没人相信。他们说，那是罗曼诺夫亲自签署的唯一收货协议。肯定有人让他神灵附体了。
我听说西佐夫把影片给三位官员看，他们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是管学术与技术的；他们职权很大，没人敢不听他们的意见。没奇迹不行啊，甚至可以相信一切都会好了。
四月二日
今天（应该是昨天）T.G.打电话向我保证，西佐夫要把《飞向太空》送去戛纳。很有可能。
戛纳电影节的一位组织者今天要来。（波茨涅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必须尽快转到下一部电影。不是《晴朗的日子》，就是《摒弃》（《精灵》的新名字）。
必须尽快在K.西什林那里开一个《精灵》朗读会（如我所想）。然后我们得去耶烈万。不管怎样，我一定要尽快开拍新片，这样才不会没有收入。
傍晚。
禅让我很兴奋。我在读关于公案（Koan）的论文（或只是些研究笔记）。很有趣。
“……要写得好，就得忘掉文法。”（歌德）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的，多过任何思想家给我的，也多过高斯。”（爱因斯坦）
“以为人的温柔善感比上帝赋予他的还多，我们恰恰就在感情用事。”（R.T.布里斯）
四月六日
我四十岁了。这些年来我做了什么？三部可怜的电影。这么少！少得这么可笑，这么微不足道。
昨晚我做了个怪梦：我望着天空，它很明亮很柔和；很高，高得在我上空慢慢翻腾，像实体的光，像阳光照射的布料，像日本刺绣上光滑逼真的丝线。那些精细的纤维，闪亮逼真的丝线，仿佛在移动漂浮，变成盘旋的鸟儿，它们飞得很高，高不可及。要是鸟儿掉下几根羽毛，羽毛也不会跌落。它们不会落到地上，它们要向上飞，直到最后，永远从我们的世界消失。柔和迷人的音乐从高空飘落，听来就像小铃铛的叮当声，要么就是飞鸟的啁啾听起来像音乐。
“那是鹳。”我突然听到有人说，然后醒了。
奇怪而美丽的梦。有时候我真的做了些好梦。
西佐夫要去美国，他要带上《飞向太空》。
四月二十四日
西佐夫没带《飞向太空》去美国，怕砸了戛纳的机会。影片将去戛纳。
电影节从五月四号到十九号。巴斯卡科夫要去，还有我、巴利欧理斯和娜塔莎？B.。
五月七日
我和拉丽莎去了耶烈万。巴格雷看来有点麻烦，他安不下心来拍。
我受够了跟亚美尼亚人一起工作。他们是些很没用的家伙。
索斯真好。
十号要飞巴黎。
《飞向太空》十三号在戛纳首映。我真的不相信会有什么奖，这次有些很好的电影，有佩特里[1]、波拉克[2]、杨索[3]的。不管怎么样，看看吧。
我去见西佐夫。他要拟我们需要的文件，这样就可以拿《卢布列夫》的钱了。
沃洛佳？维索茨基[1]建议我们九月应玛丽娜之邀去法国。或许有可能。
五月八日
我把《晴朗的日子》和《摒弃》送去重新打字。无论哪一个通过，我都要继续。《晴朗的日子》会是一部了不起的电影，但很难拍。《摒弃》会是一部重要的传统影片，有反智倾向，结尾宏大。
尤索夫怎么办？他真的很暴躁很神经，又保守。很难跟他一起工作。
六月九日
所有赞誉都有这一特色，它最后导致沮丧与失望，甚至很像宿醉与罪过。
很多人接受《卢布列夫》，因为它冷藏了这么久。《飞向太空》没有冷藏，所以我的很多好友与同志怒气冲冲。
我把两个剧本都给了西佐夫与叶马什——《晴朗的日子》和《摒弃》——星期一我还要给巴斯卡科夫。
要是《摒弃》可行，我可能就不回到《晴朗的日子》了。
我必须开始工作。尽快。虽然西佐夫说，“期待”我拍一部有时代感、有意义的影片，但我的两个剧本都算不上。
我说，我的工作有关维持苏联电影的水准，而非什么“有意义”“有时代感”。
我所考虑的，就是把债还清，换套公寓，重修房子。要不然，我们就会很糟糕。
六月十四日
对立（关系）：一方面是精神的、传统的、延续的东西；另一方面，趋向于痛苦的、抑制的、柔弱的与冷静的东西，其形而上的具体内容被分隔开来。托马斯？曼的《浮士德》。
在从事创造的个人与现实的种种联系中（在这一现实里，文化史积累甚多），总是有着同样的对立关系。
开始阅读的渴望，更新了个人与现实的联系，去掉了传统的（不可信的）东西。
旧的冲突模式：精神与理智、思想与肉体、上帝与魔鬼、善良与邪恶……
剪辑节奏，画面长度——这些不只是与所谓观众建立联系的专业需要。它们表达了电影作者的个性与创意。目前，电影人使用剪辑节奏，就像让不幸的观众吞下糖衣药片。依我看，这完全是为了赚钱。
父亲不把《飞向太空》看做一部电影，而是等同于文学。因为影片有着内在的、属于作者的节奏，没有陈腔滥调，细节很丰富，每一个细节都有特殊的叙事功能。
七月二十二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