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孩子们会是什么样子？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但也取决于他们。他们的心中，一定要有争自由的热诚。这又得看我们的。生而受奴役的人，本性难移。
一方面，下一代要是能享受某种程度的和平生活，那是好事；另一方面，和平也是危险的事情。我们自身的庸俗和所有小资习性，最易倾向和平。不论发生什么，他们在精神上决不能萎靡不振。
教育孩子最要紧的，是培养他的美德与荣誉感。
无论如何，我都要拍《晴朗的日子》。这是同一工作的一部分。是一种职责。
觉得自己不欠任何人，这种想法多可怕，多可耻。因为根本不可能。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除非你有本事闭上双眼。
这种人现在多得是。我觉得自己看穿了阿图诺？M.，一个很软弱的人。他背叛自己到了这种地步，完全是自我堕落。
我与棱雅？柯茨洛夫在写《对照》。进展艰难。我们什么都想谈，想说真话。但有些话题是禁忌，无论怎样都会被编辑删掉。我们只得谈些理论。
我老在考虑《晴朗的日子》。这部电影会拍得很美。它将是一个实例，完全以个人经历为内容的电影。正因如此，我确信它对观众来说很重要。
我要是拍完《飞向太空》就好了，但现在甚至还没开拍。还有整整一年，痛苦的一年……没人可以共事。
我炒了制片主任。服装师我也炒了。谁来代替他们？电影厂根本没人。
巴利欧理斯刚刚来了一封电报：“美国之行推迟到春季。”那时候我们正需要他。一天比一天担心。要是缺了巴利欧理斯，还有谁呢？要么柯萨？斯莫库洛夫斯基？
碧比那边我必须立刻行动。
但从什么角度？我应该怎样开始？特尼什维利只是咕哝了几句，并没确定。
纯属偶然，我读了《新世界》上叶夫图申科的《喀山大学》。多么糟糕的东西，差得令人吃惊。庸俗的先锋派。无疑，这个西伯利亚人从前更有才气。他现在还剩下什么？“香槟酒中的菠萝”，还有傲慢的微笑。
申亚卖弄风情博取赞誉的做法真可悲。
有一次，在全苏戏剧协会，他醉醺醺走过来对我说：“安德烈，您为什么这样无情？”我没答话。
“知道吗，您让我想起一位出身名门的白军，他参加了高尔察克的冰上撤退。那时节，可能只有我祖父或父亲趴在雪地上，就像游击队员一样，拿着他们的破枪。那些军官全冻成冰块，知道吗，动弹不得。”
这个申亚，可真是个人道主义者。
可能会拍的电影：
1. 《卡戈尔》（博曼的审判）
2. 《物理学者与独裁者》（多种版本）
3．《带塔楼的房子》
4．《回声》
5．《逃兵》
6．《约瑟兄弟》
7．索尔仁尼琴《玛特约娜的房子》
8．《陀思妥耶夫斯基》
9．《晴朗的日子》——尽快！
10．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
11．《圣女贞德，一九七○》
12．加缪《鼠疫》
13．Two Saw the Fox
电影剧本：
1．《最后的狩猎之旅》或《冲突》
2．《浩劫》
3．《飞人》（根据贝利亚耶夫小说改编）
要是光景好，我早成百万富翁了。从一九六○年开始，每年拍两部电影，我已经拍了二十部……跟我们这帮白痴在一起，怕是没机会了。
“世上的傻瓜，要数这一帮最傻。”
“蠢哪，阿克斯由真蠢，把自己的茅屋搬了三次。找找更好的法子吧。”——乡下人的对话。
快落幕的时候，剧作家常常卖弄机灵台词，或将剧情逆转。这显得没品位。好的剧本不会这样。
奇怪的是，当人们走到一起，只因制作或安排的缘故结成团体，他们就开始憎恶对方，相互诋毁。因为每个人只爱自己。团体是个幻象，其结果是，邪恶致命的蘑菇云迟早都会升空。
一群人只为一件事——填饱他们的肚子——注定要走向毁灭、衰落与敌对。
“不能只靠面包。”
人由诸多对立特性组成。历史生动地证明，它总是走向最坏的可能。人要么不能主导历史，要么就只能将历史推向最可怕的歧路。
没一个例子可以证明相反的一面。人并无能力统治他人。他们只能毁灭。物质主义——赤裸裸与玩世不恭——将完成这一毁灭过程。
上帝虽然活在人人心中，人人都可积善不朽，但作为群体，人除了毁灭没有别的可做。因为他们聚在一起，并非为了一个理想，仅仅出于物质打算。
人类急于保护身体（或许正因为这种天生与无意识的举动，开始了所谓进步），却没想过保护灵魂。
教会（相对于宗教而言）没能有所作为。在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人的精神这一半，与动物性与物质性渐渐分离；而现在，在无边的黑暗中，就像驶离的火车灯光那样，我们仅可辨认自己那急速远去的另一半，它不可回头，永远消失。
灵与肉、情与理再也不能浑然一体。太迟了。我们现在受损于精神匮乏的可怕疾病，这是致命之症。从道德自戕开始，人类尽一切可能来毁灭自己——身体死亡，不过是其结果。
当人们考虑“面包”而且只考虑“面包”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卑微、可怜与脆弱啊。他们意识不到，这样考虑只能走向死亡。人类理性一大成就，是对辩证法则的认知。人只要始终如一，不自我毁灭，就会透过这一法则明白很多东西。
只有每个人救自己，人人才可得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