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年以前的事了。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基业常新”的整体新氛围。在老硅谷范例中，“迅速”意味着在7~10年内让一家公司上市或被收购；而以今天的标准，这种时间好像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抛开“财富系统”不谈，在老硅谷范例内经营的大多数人至少口头上赞成建立一家伟大的公司——创造有杰出贡献的产品并围绕那些产品建造一台可持续的经济发动机。人们现在逐渐改变那种最好没有利润的荒谬观点：今天，这种黑白颠倒的逻辑会说，只要一家公司有长远发展的潜力，那它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估价，因为这场游戏的参与者根本不关心别的事情。 在《纽约时报》新近的某个专栏里，技术作家丹尼丝？卡鲁索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现象：“大笔套现的需要并不是技术产业的一种新的推动力，但是刺激当今的互联网经济的主要因素恰恰是关注出售商业计划本身到底包含着多少对金钱的渴求，而不是关注规划切实可行的商业实体。”
追逐金钱的高昂代价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我们现在处于建立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生活的伟大公司的百年一遇的最佳发展时机。硅谷之外的其他地方，一小群人正为建立21世纪持久而伟大的公司奠定基础。他们之于我们巨大的影响，正像亨利？福特、乔治？默克和戈登？穆尔们之于我们的父辈们一样。他们将构造下一个50年内掌控经济命脉和商业活动的伟大组织。而从现在开始的50年内，大多数今天的“基业常新”公司和他们创始人就像150年前加利福尼亚聚集的那些淘金者一样，只与那个世界相关。这并不意味着“基业常新”的那些人不能发财。将有很多人确实因此而发财，而且比在现代工业史上任何时期的人都多。实际上，积聚了无限的私人财产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确定的目标。 历史上没有任何时期比现在更容易还没创造长久的价值就重新分配资本。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承担着风险——我们可以失去几十年的大好机遇来成就自己的伟大事业。
但是那又怎样呢？ 纷纷致力于创建“基业常新”公司会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基业常新”变成控制新经济的企业模式，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增加了社会不稳定性。美国民主资本主义所承诺的核心是一个共享的理想：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美国的各个社会阶层、各行各业和各个职业全都已经持有这种观点——美国提供了经济发展机会。我们已经看见，即使在“基业常新”这个相对早期的阶段里，已经显现出日益增多的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并且，或许大多数麻烦，来自财富贡献的减弱。不仅是社会结构磨损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而且随着国家财富发动机只为少数人开动，还有一个最令人苦恼的问题——那些人正得到越来越多的新近创造的财富，但是付出却越来越少。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 “基业常新”不可能长久。它最终不可能成为经济领域的主导模式。市场依然高效率运作：从长远来看，他们还是会奖赏真实的贡献，即使短期的市场泡沫把过剩的资本转给了无贡献者。假以时日，市场将抛弃任何不产生真正结果的经济模式。市场机制的自我校正功能将保证严格的公正性——我们的这个社会保持稳定的根基。
但是，用“基业常新”最显著的后果是社会不经济。这一后果是针对个人的。当它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时，新经济的文化依据三个主要原则： 你工作的自由和自我主导；你的工作目的和贡献；以及通过你的工作创造财富。那种文化重点在于，相信工作是我们的主要活动，以及通过工作我们能感觉到自己一直在努力寻找的生命意义。驾驭新经济需要才能非凡、精力充沛的人，他们寻找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的切实可行的答案：我怎样能创造使我们充满热情、有所贡献并能赚钱的工作？通过鼓吹一种权利的文化，“基业常新”转变了有意义的工作的概念。并且，如果行使权力的任何方式时的情况都是如此，它最终会贬低那些觉得得到授权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