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了，但是利纳尔迪仍意犹未尽，还在想方设法地描述他所做的事。然后他几乎从他那张被他转了两个小时的椅子上跳了起来。
“我建立了代码农场，在那里人们可以播种那些伟大的代码种子，与这些伟大的天才合作，培育出那些惊世骇俗的产品。”
我揣摩着他的潜台词：“如果你把足够多的天才带到这个农场上来，你将能创造任何人需要的任何软件。”
利纳尔迪闪烁着不可思议的笑容说：“这想法不错。”
这间办公室位于顶层的阁楼——一个木地板斜屋顶的凌乱花房，某一扇窗子外面是邻居家绿色的屋顶，其他的窗户外面是另外一个邻居家的绿色植物。桌上是时尚的手提电脑，柳条箱上放着一台多功能传真复印打印机，除了经济价值外别无它用。唯一能够使墙体免于完整暴露的是一副罗伊？利希滕斯坦广告画和三张快照，照片上是一个异常聪明伶俐的小女孩和她那美丽迷人的妈妈的合影。这是我工作的地方，我是一名自由工作者。
几个月以前我在白宫工作。现在我告诉大家我在“粉宫”工作，因为我的办公室在华盛顿特区那个紧凑的小房子的三层。多年以来，我一直拥有着那份工作——经常被别人认为那是一份“好工作”。 “但是我已经变得疲惫不堪了——厌倦了所有的政治、特别是办公室政治，厌倦了在我不能控制的时刻表上完成我并不喜欢的工作，厌倦了老虎钳一样的尖头皮鞋和绳索一样的领带，而且最重要的是，厌倦了只能在女儿睡着时才能看见她聪明伶俐的样子，厌倦了只有当我抱怨时才能看见她那非常美丽迷人的妈妈。
因此在7月4日，也就是国家独立日，我辞职了。
我成为一名自由工作者。这让我有点像那些商业交往中的人，他们总是说自己既是销售者也是消费者。我并不只是自由工作者国度里的匆匆过客，我还是一名公民。不论在我刚刚成为自由工作者时，还是我已经在自由工作者国度里有了了12个城市、7000英里的旅行之后，最让我吃惊的还是这个新兴的自由职业世界与我们身后的旧世界超乎寻常的距离。
例如，新经济基础正在建立，但却很少有人关注。因为“粉宫”里没有充足的存货空间，我在史泰博买到了可搽写板和记号笔。如果我有关键的稿子要印出来，或有重要的报告要准备，我就可以去我家方圆四英里之内的三家金考快印中的任何一家。至于增加电子邮件和网站，附近则有“邮箱公司”（Mail Boxes）等等。我已经具备了和正规办公室一样好的工作条件，但是人们对我能否真的工作起来还是半信半疑。
再以公共政策为例。当时那些私营企业急于适应自由工作者的体制(如1996年，史泰博每周开两家新超市)，公用部门也勉强承认存在一股推动这些公共服务设施扩张的力量。而在传统的政治对话中，大多数交谈仍在讨论将保护“工作”或奖励“企业家”，几乎忽视了那么多自由工作者的存在。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的都将介于两者之间。税收代码仍然是适用于雇员，并它把额外的费用和恼人的会计需求强加于自由工作者身上。对自由工作者来说，健康保险是永远的伤痛；得到了它甚至会让你更烦恼。劳工法不适用于我们——尽管我们已经超过了总劳动力份额的六分之一。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公众仍然对我们视而不见。例如，在我成为自由工作者的第一个月内，我想我的一个朋友描述了我的转变。他回应我说：“我真的很钦佩你能那样做。大多数人没有能力平衡这种角色的转变。”
在他的地图上，从白宫到“粉宫”是一条直路，自由工作者国度是一片属于流放犯的土地。很多像他一样的人问我是否有时想返回另外一个更传统的世界。 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问过近几个月以来与我交谈过的100多个自由工作者。事实表明是，德博拉？瑞希的答案也就是我想说的，而且我想不久以后，这将是成为数百万人的答案。
你愿意回头吗？我无法想象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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