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谎言——食物和药品如何损害你的健康 上一章   上一节     回书目   下一节   

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化学药品(3)
作者 : 兰德尔菲茨杰拉德




  从记载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脱氧麻黄碱对人体健康的损害范围广、程度高:破坏大脑中控制记忆和情绪的细胞、引发痉挛或惊厥、感染、牙齿脱落以及牙龈疾病。经常食用麻黄碱的人对于情绪无法控制,常人看来很一般的烦恼在他们身上会变成怒不可遏。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经过研究后为《读者文摘》撰写了一篇文章,谈南加州沙漠高地一些吸食麻黄碱的人当中普遍存在的杀婴现象。我曾有过很惨痛的亲身经历。在一家医院的重病房,我和当地的警官目睹了一位8个月大的女婴在脑死亡后,医院移除了她的救护系统。女婴的母亲有一个吸食麻黄碱成瘾的男朋友,他把这个婴儿一直摇晃到昏迷不醒。

  自然赋予我们的资源便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从我们出生开始,免疫系统就如同防护专家一样,保护我们免受疾病的侵袭。被誉为“西医之父”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当时也许还不能确定免疫系统的存在,但是他凭直觉认为,“我们自身所拥有的天然治愈能力,是所有帮助我们康复的手段中最强有力的。”

  合成化学物,无论合法与否,都会抑制或过度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并导致其损坏。抑制免疫系统会给疾病大开方便之门,比如流感之类的病痛,或癌症这样的不治之症,而如果免疫系统受到了过度的刺激,轻则产生过敏现象,重则导致系统紊乱。

  许多人在长时间处于压力之下以后,经常会感觉体质下降,染上感冒之类的疾病,由此我们就知道了压力能够影响免疫系统。对免疫能力具有毁灭性打击的是人们遭受悲痛的事故,比如丧偶。当生活压力、合成化学物给健康带来的负荷、营养不足以及过量使用处方药这几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就造成了我们免疫系统的衰弱,以及人体长期的亚健康状态。

  我们的医疗文化对于处理急诊以及短期内对付各种疾病的症状有一手,这都得归功于现代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但当需要人们预防疾病,理解饮食对于提高免疫系统功能的重要性时,我们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失败了。

  “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从来都没想过病人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使用药物引起的,”这是毒素专家葆拉?贝利-汉密尔顿医生观察到的,“医生们受到的教育让他们相信化学品(也就是药物)能解决问题,而不会产生问题。”

  也许有一天,人们会认为对于现代医药的依赖不过是大家的跟风之举,缺乏远见罢了。历史上有三个案例能够证明,即便是医生这样神圣的职业,有时候他们也会被事实教训得灰溜溜的,从而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就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以及各个州的医疗期刊都刊登了烟草广告,我最喜欢的是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香烟广告。这个广告向医生们保证,“香烟就像您喝的水一样纯净”。然后又有了骆驼牌香烟广告,吹嘘他们的香烟是“医生们抽得最多的”。结果在1964年,美国卫生部长在报告中谴责吸烟有害健康,但是美国医学协会的会员并不认可这个报告并停止吸烟,而且在此后的九年内又接受了烟草公司的1800万美元的资助。最终,常识以及充足的科学依据让协会改变了对吸烟危害的看法。

  另一个当年时髦的信仰现在看来却完全是野蛮的。以前医学界认为儿童对疼痛的知觉比成年人轻微得多。所以20世纪60年代,婴儿在进行大手术前从不进行麻醉,因为当时的理论认为,婴儿对自身所受的创伤不会留有记忆。在数以千计的婴儿经历了无法诉说的痛苦后,终于有研究表明儿童比成年人对痛苦敏感得多。

  我还要举的一个例子是曾经在医学界风靡几十年的做法。当年作为儿童的我也差点成了牺牲品。每次患感冒时,我的扁桃腺便会红肿,医生一直催促我母亲送我到医院进行扁桃切除术。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医生们认为给孩子们切除扁桃体是完全正常的,因为扁桃体根本没什么用,而且还会时不时地感染细菌惹麻烦。

  幸运的是,母亲良好的直觉让她拒绝了这个“让我们把它切了”的建议。我长大以后,扁桃腺就再也没有感染过。到了70年代早期,这种手术几乎完全消失了,因为医生们意识到,扁桃腺发炎不过是一时的。当孩子们长大以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当时持续了几十年的狂热让好几百万美国儿童失去了扁桃腺,”梅尔文?克纳尔医生回忆道,“现在只有很小一部分孩子会接受扁桃腺切除术。”

  .c.我们坚持的迷信

  .c.政府会保证药物的安全

  21世纪开头的几年内,四本权威书籍面世了。他们的作者都是医学院出身的医生。这些书打消了我们对制药业的幻想,揭露了这个行业与现代西方医学共生共灭的关系,其中三位医生——玛西娅?安吉尔(Marcia Angell)、杰瑞?阿沃恩(Jerry Avorn)和约翰?亚伯兰逊(John Abramson)都来自哈佛医学院,而另一位,杰?科恩(Jay S. Cohen)是位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医学教授。

  这四位医疗权威所达成的共识是:现代医疗依赖于制药公司生产的合成化学药物,这完全不足以保护公众的健康。这种不足是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由食品药品管理局与其管理的制药商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所引起的。

  “人们以为,食品药品管理局如果通过了某种新药,那肯定是在通过检测之后对药效表示认可,而这种药对人体的作用,无论好坏,都得到了详细的说明,”阿沃恩在《强效药物》中写道,“但事实上,这些幻想都是不现实的。食品药品管理局在认可药物之前从来不亲自做检测,他们只是依靠制药公司所提供的资料来作决定。”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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