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11日，刘伯承经陕西、河南，辗转来到武汉。在他临时下榻的汉口大智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办事处，车水马龙，宾来客往。其中有川军的袍泽故旧，有武汉的党政军要人；有左派，也有右派；有共产党人，也有蒋介石、汪精卫的说客。据7月12日武汉《民国日报》报道：“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刘抵汉后，各地同志赴寓所慰问者，络绎不绝，刘身御蓝布长衫，态度和蔼可亲。闻刘氏拟于日内亲向中央报告死守泸州经过及出川情形，并闻刘氏对于川事，亦将向中央有所建议云。”这里所说的“中央”，系指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武汉国民政府。刘伯承向“中央”汇报后，只得到“军委会”一番空洞的“嘉奖”。耳闻目睹，英、美军舰侵入长江者已100多艘，对武汉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会晤后，宁汉合流的趋势一天比一天明显。他感到武汉的情况也越来越不对头。汪精卫主张分共，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将在武汉捕杀共产党的风声，越来越紧。眼看血雨腥风就要降临武汉城头。兼有国民党党籍和共产党党籍的跨党分子，都面临着一种抉择：向左还是向右？是继续坚持革命，还是与蒋介石、汪精卫同流合污？留在共产党内，还是留在国民党内？刘伯承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思考着自己应走的道路。
为求得对于局势的透彻了解，他偕参谋长韩百诚去拜访吴玉章。吴玉章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五人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一。在国民政府的办公室，刘伯承与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促膝长谈。吴玉章告诉他，鉴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领导已陷入破产，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改组了中央领导，指定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导今后的斗争。至于国民党内，虽然宋庆龄等左派力主遵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威胁利诱下，武汉方面的右翼军人杀机渐露，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恐怕为期不远，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四川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得知刘伯承已到武汉，即召集他和吴玉章、黄慕颜、李嘉仲等座谈，听取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黄慕颜提出，在目前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濒于破裂的情况下，可将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西退四川，徐作良图。周恩来明确表示这种做法不妥。他在深入分析了当前革命正处于转折关头的形势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目的在于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任务在于推翻国内封建军阀的统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目前革命势力虽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终会浩荡前进，共产党人不达此目的，誓不终止。革命的武装要向基础较好的广东发展，西退四川是没有出路的。四川的封建军阀力量强大，而且日益反动。重庆“三·三一”惨案和泸顺起义的失败就是明证。现在我们一遇挫折，怎能反而退依本欲打倒的对象呢？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刘伯承对周恩来更是肃然起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