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职工看我的眼光也很特别，那些对立面的造反派职工，由于他们的头头也在招待所，他们心里也很忐忑，看我时有些同病相怜；那些本来就是依附着对立派与我们这一派闹对立的一般群众，这时俨然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们敲锣打鼓放鞭炮时的动作故意表现得很夸张，好像是说：上面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们早料到，造反派不是好东西我们早知道！你们的后台老板倒了，看你们往后还嚣张不嚣张！你怎么还在这里转？怎么没叫你也去招待所受审查呢？千万不要叫你这个小坏蛋漏网了！
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受难之时。
我不是反动分子，我是人民大众的一员，但在这样的时刻，在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的锣鼓鞭炮声中，由于我们对立面的群众在欢欣鼓舞，我却毫无缘由地开心不起来。
岂止是不开心？我实在是终日惶惶不安，我心神不宁，感到前途未卜。我不止一次对母亲说，万一运动继续深入我也进去了，希望她照护好我们不满一岁的女儿。我的情绪对母亲有很大的压力，母亲说，不！不！决不会有这样的事，你和蓝峰都不是坏人，你们也没有干坏事，你们不会有事的！你们如果有事，我就拼了我这个老命和他们说理去！父亲若在场，就默默地什么也不说，但可以看出他满眼的思索和忧虑。好些年以后，我分析父亲对当时的形势也是估摸不透的，但他知道他的女儿、女婿不是坏人。不是坏人就不会遭到惩处，他却不敢肯定。
“头头儿”们在招待所“转弯子”期间，县直在人民影院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和揭批“四人帮”大会，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我们单位我们这个山头当时担任城关储蓄部主任的小严。他是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合同工，由于他的母校是下面公社一级的，所以尽管他平时竭诚向造反派靠拢，但总被一中出身的“响当当”们视为异己，“纳新”和提干也都没他的份儿，为此他常感委屈。那天，他第一个站出来“反戈一击”，第一个把他平时尊为革命导师的老A同志称为“黑主子”，并声泪俱下地检讨在这个“黑主子”的指挥下自己所做的错事，痛心疾首表态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大会结束，我们单位如滚锅一样，老A虽没参加大会，但他却是第一个知道大会情况的人，起码荡漾在县城上空高音喇叭中响起他的名字时他听得格外清晰。老A气得满院子疾走，边走边呸呸地吐着恶气，我们那个山头的一些职工也大骂小严不是东西，说他是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而一些头脑略微复杂些的同志则再不肯多说一句话，相互也很少交谈，大家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都在想，县委为什么要安排小严第一个发言呢？小严的发言为什么要定这么样的调子呢？莫不是我们这一派真的错了，真的与“四人帮”连在一起了？照这样推测，一直和我们对着干的那一派就是正确的了，可他们干的那些事又如何能以国家出了“四人帮”，如何因对立面是错的他们自然就正确了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