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想对父亲发通脾气，但想想又罢了，我明白我目前需要的，是必须争得父亲的同意，我知道父亲如果不同意意味着什么。我于是便原谅父亲是神经有毛病，原谅父亲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前，我权且把父亲视为“桃花园中人”，于是酝酿酝酿情绪，变恶气为好气对父亲说，伯呀，你说得都对，但你不知，现在像你这样“马列”，像你这样大公无私讲究原则的人不多了。我于是便对他讲起了我当民工的那个三线厂，讲起了他们的第一批招工。可以说，东方厂的第一批招工，是对我理想主义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前面我已说过，我当初去三线厂当民工的目的，还不仅仅为找一个暂时赖以栖身之地，那时候我母亲还没有带着弟弟妹妹们回老家，若在栗村劳动我还有地方吃有地方住。我当时是想在东方厂好好表现，以便工厂建成在我们县招工时能被招进厂里。可以说，当时去工地的十几个学生的动机和我几乎没有两样。在招工前，我们对前途都充满了希望，因为民工营的领导对我们这些下乡和回乡知青都很重视，无论在生产或是管理或是宣传等方面，对我们都很重用，当然，说句不谦虚的话，我们这些喝过十来年墨水的人比起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村青年，除了力气可能比不上外，其他方面绝对是无与伦比的，我们都认为，只要从民工中招工就非我们莫属。可是，任谁也不会想到，第一批招工，我们公社分了六个指标，各大队推荐出的候选人是六十个，我们这些学生当然都在其中。招工的第二道程序是厂方目测。目测结束，我们都傻了眼，除了一个和营部领导有亲戚关系的初中女生外，所有学生都被涮了下来。我们很怀疑这批招的工人将来要从事的是诸如“打夯”（修路时，几个人同时将一块很重的大石块拉起后再往地上砸落）类的重体力劳动工作，因为目测上的不少都是长得憨头憨脑大字也不识几个的健壮青年农民。第三道程序是体检，第四道是考试，第五道是政审。待政审结束宣布被招上的工人名单时，我们终于明白我们这些高、初中毕业生为什么目测就“不符合条件”了，因为我们如果符合了条件，营部领导、公社领导甚至其中一个县政府干部的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子女和亲戚们在招工的后面几道程序中就不能稳操胜券。事后我们将录取的六个人与那些做“陪衬”的没有文化的憨厚的农民后生一比较，他们果然是很清秀很健美很文化很优秀。就是在这次招工名单宣布以后，我们公社在工地上的十几个学生聚在我们民工连的工棚里喝了一次酒，因为我担任着我们民工连的会计兼伙食长。我第一次破例滥用了我的特权，用伙上的菜和油让炊事员给大家炒了几碗菜，喝的是我们伙上招待做粉条师傅剩下的劣质白酒。那次大家都喝醉了，醉醒以后，有几个立马回去参了军，有几个到县办企业去当了合同工，有的回家当了民办教师，有的当了赤脚医生，像我这样继续留在工地的，还有那么五七个。继续干是继续干，但大家对在这里表现好了将来招工进厂当工人，基本是不再抱什么想望了。大家明白，平时领导使用你、表扬你是一回事，真到招工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算是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以权谋私，什么叫开后门，什么叫挂羊头卖狗肉。
我以为我义愤填膺地讲的这个真实故事足以使父亲改变态度，没想到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们那样做是错误的”这么一句苍白无力的话语。他仍坚持不让我去，于是我只好说，由于我妈不吭声领着弟弟妹妹们回了老家，你也再没有到栗村去道过谢或告过别，人家生产队和大队干部认为我们家不知好歹，便把气一股脑撒到我的头上非叫我离开工地回村里劳动不可，那里没有家我一个人该如何独自生活？我不赶快找一个有地方住有地方吃的工作单位可怎么办？父亲说那好办，你也迁回来，不是啥问题都解决了？听父亲这样说，我气得简直要蹦起来，也迁回来？说得多么轻易！要是可以，我能一个人在西照呆到现在？古城，虽说是故乡，它对我有什么感情？我离开她时还不满八岁，我的同学，我的师长，我的熟人都在西照，西照县虽小虽比故乡更贫瘠，但它养育了我，我对她却有家的感觉，我认定我未来的工作一定要指望在那里才能得到解决。见父亲的态度如此蛮横固执，我觉得再对他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于是甩下一句“反正我已回来征求过家里的意见，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去报到”，就旋风一样离开了父亲居住的屋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