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到东方厂我们大队的民工连当会计兼伙食长期间，家里发生了很大变化。父亲就那么慢无穷期地病了下去，每年至少要去郑州治疗三四个月，这三四个月除公家报销的费用外所欠的债务已足够全年用他的工资偿还，好则是我当民工所得的收入缴队后已能得到一个全劳动力的工分，夏弟每日也挣到了八分工，加上母亲不定时地出工和积土肥及人粪尿的工分，我们家已基本不用缴缺粮款，生活质量也有了很大改善，可是这时候，我们的母亲却一天也不愿意在西照县熬了，用她的话说，她实在是在这儿受够了！是的，母亲在西照，的确是作够了难受尽了罪，自从五八年离开故乡，她没有回过一趟娘家。我的姥爷死于六二年的大饥饿，舅舅们没给她说母亲也没回去；姥姥死的时候，父亲正遭难母亲便更不能回去了。平常的年景中小的孩子缠身，大的孩子上学要吃应时饭，母亲实在是脱不开身。但为了丈夫，为了孩子，她没有怨言。可是现在，丈夫瘫了，成了个整天吹胡子瞪眼睛发不完坏脾气手不离拐杖动不动就甩谁一下子的暴君，孩子们呢？大儿子为娶媳妇和父亲闹翻后几乎不进家门，更不用说对家庭有什么帮助；而我——这个母亲最疼爱也寄最大希望的大女儿，因“文革”搞得没学可上，到外面当民工去了；二儿子上学成绩不好，看样子就是个公社社员的材料了；其他几个子女还小。她认为就我们家目前的情况，继续“在外面游”，已没有意义更没有必要。她说，她上次陪我父亲回老家时，乡亲们都说，看现在的世光（世道、形势），国栋身体又这样，还是叶落归根赶快回自己的家来吧。亲戚们更都是劝着叫回，说亲顾亲顾，住得近了也好有个照应。所以她决意要回老家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