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冬天，我和早我们两届的同学，也就是后来通称为“老三届”的同学们一起扛着学校发给我们的纪念品：一张铁锨，一套《毛泽东选集》（简装四卷），回到了农村。
回农村劳动一段以后，我觉得毛主席说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指示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艰苦的农村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一个自小到大都只是从家门到学校门的青年人，尤其是在城市长大，连麦苗、韭菜都分不清的青年学生的教育和锻炼是太大了。更深远的意义暂不讲，起码它可以使我们对“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了真正的理解，使我们知道了粮食的来之不易。
此时已经到了一九七○年，那时出于备战的需要，从东北的哈尔滨、山西的太原、吉林的长春等大城市，突然要搬迁到我们县境内大山沟中几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焦枝铁路也要从我们县通过，这就需要抽调我们县成千上万的民工去干活，名义叫做“支援三线建设”。我们公社支援的对象是“国营东方机械厂”，仅我们大队就去了八十人，由于我知道这仅仅是民工，很多瞎字不识的人，甚至瘸子、傻子都被抽去了，所以队里没有分配我去我也不遗憾，我想我要去的地方，起码是个表现好了可以转为正式工人的地方。
这一天终于来了。在一次去县城赶集的路上，碰见外大队我的一个已经参了军的同学的妹妹，她对我说“向阳厂”正在招收工人，说她的一个本族叔叔是县公路局的，在厂里负责修建桥涵，可以先到他那里去干，表现好了就可以转为向阳厂的正式工人。我说那你咋不去呢？她说她想去就是没有同伴，她们村去的都是男的。她问我愿不愿意去，我说当然愿意，就是不知道人家要不要，她说只要公社开介绍信人家就要，我说这介绍信好开吗？她说不清楚，试试吧。
回家我就把这事对母亲说了。母亲这时候已经从郑州回来，之所以能回来还是为我，因为有一天我在心情极度烦闷之中给在郑州治病的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们的同学很多都出去参加了工作，而我却只能呆在家里每天给弟弟妹妹们做三顿饭，到生产队挣七分工。按说作为父母的长女在家庭有困难时应当替父母分忧，也不应该有怨言，但想到自己的前途命运，心里却非常焦躁，用小老鼠撞翻了五味瓶来形容女儿此时此地的心情是再准确不过了。父亲接到我的信后，毅然决定让母亲回来，他说他一个人试一试，行的话再在那儿坚持治疗一段，不行的话再另想办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