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校文革”迟迟不批准我加入红卫兵组织有意见，我对工作组将那四位青年老师定为“反革命”有意见，更对他们把前段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视为右派学生打入另册有意见，但是，对随便那么几个同学一商量，就可以自制公章，自制旗帜，就能自己发展红卫兵成员也不赞成。我只好消极地观望着，我期盼着去北京的那些同学早点带回来消息，无论他们是正确的还是说他们是错误的。对当时学校的正统组织“校文革”发动的揭批所谓“黑帮”们的大批判会，也没有兴趣，因为我看到积极分子几乎都是平时不好好学习的学生，他们的理论我也不能认可，譬如，有同学指着某老师的鼻子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我是贫农的后代，你说你总是打击我，你是什么行为？还有一次我们班批判完学校的团委书记将他押送回他的住室后，让我留下来监视他，中午别的同学都走了，他趁没有外人，就委屈地问我：汪瑞兰你说，大家今天批判我的那些事，不都是你们团支书们汇报上去的学生中存在的活思想吗？譬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我记得还是高一乙班的支书汇报的，我在大会上批判了，现在怎么能说我是借批判之名行宣传之实呢？我被问得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便慌慌地看看门外没人，小声说，有，你就承认，没有，你就不承认，相信组织上会有结论的。说完我赶快跑到门外。从此，我再也不敢一个人面对他，也决定再也不一个人面对任何一个受批判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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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学校去，已是六七年的春末。我们接到通知，说工宣队进驻了学校，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复课闹革命”，实际上谁都清楚复课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课本倒在其次，主要是学生、教师已早没了安分的心，社会上各单位都在夺权，两大派的精英们都试图取得革命的领导权，造反派内部也在不断地为争谁的造反资格老，谁是“响当当”而闹得势同水火。武斗不断发生且逐步升级，学校的造反派组织“司令部”像“小延安”一样不断向全县各个革命需要的地方和单位输送“干部”，插手和指导那里的运动。“校文革”的同学们在百无聊赖之际，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将运动初期揪出的“死老虎”，即没被革命学生解放的“黑帮”们再拉出来批斗，用当时的行话说叫“烫剩饭”。记得有一次批判老校长和几个追求升学率有功的权威老师时，为了不违反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要求，会议的组织者除了让他们站成一排每人将右手高举过头顶不准随便放下来外，还在每人的面前扯一个大灯泡，那正是六七年炎热的夏天，300瓦的大灯泡发出的热量将这些老师烘烤得满头大汗，飞蛾和蚊子将他们的头脸团团围着，有老师耐不着蚊子叮咬的奇痒时若伸出左手在脸前晃一晃时，就有学生上前去踢一脚，伴随而来的就是“×××要老实交代，不许狡猾抵赖”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这样的批判会自然令很多良心未泯的同学感到痛心和无聊，所以每有这样“要蚊斗”的大批判会，我便和与我观点一致的几个同学借故躲藏起来，我们心里都很惆怅，不知这样的运动还要进行多久，不知等待我们的前途到底是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