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忽然觉得已经将近一个月没到父亲那里，手中也没有钱了，便凑一个午饭后去找父亲。午饭后的银行大院冷冷清清，大概下班的人已经开始午休。父亲寝办合一的门紧锁着，我喊了两声没人应，就踮着脚扒着窗台往里看，床上空着，我知道父亲不在家，就怏怏回到学校。由于急着用钱，第二天我又去，这次是在晚上，我估计晚上父亲不会到哪里去，结果又扑了空。这次碰见几个我曾在父亲的办公室见过的人，他们机械地与我打着招呼，无非是“放学了？”之类，我问：“见我伯没有？”他们支支吾吾说：“没有。”一个平时见了我很亲热的女职工，竟然讪讪地有不愿与我搭腔的样子。这样连续去了几次，我开始有了疑惑，我敏感地觉得单位职工对我的态度，与从前有些异样：我在前面走，有人在后面窃窃私语，说的话似乎与父亲有关。我故意放慢脚步，想听出个轮廓，不料他们竟不说了，或故意高声扯起另一个话题；我想找两个我所熟识的人问问话，但还没走近他们便拔腿离去，好像是有意对我回避。大概到了我第六次去找父亲的时候，有一个我叫不上姓名的女同志在与我擦肩而过时，小声对我说，你去人委打听一下，看你爸是不是在那里。我想问清楚去人委什么地方？她已径直远去，头也不回，给人一种她根本没和我说过话的样子。我突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莫非父亲出了什么事情？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回到学校，盘算着与谁结伴去一趟人委会呢？县委、人委是全县的首脑机关，一个十三岁的乡下小妞的确还没有只身闯进去寻人的勇气。
正在这时候，我被班主任喊出教室，看他那一脸严肃的样子，我预感要谈的绝不是班级里那些鸡毛蒜皮子小事。他带我到一个远离同学们喧哗的地方，还没开口，我的牙齿就“得得”打颤，浑身在瑟瑟发抖。我不敢正视老师的眼睛，不敢想象他要向我宣布什么可怕的事情。
“你父亲的事情你大概知道了吧？”他说。
“不知道。我没钱了，一连去了几趟都没见到，也问不出他到哪里去了。”我鼓足勇气抬起头，诚实地说。
“你父亲犯了错误，已经停职反省了。今天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件事，希望你要有思想准备。”
“党对犯错误干部的子女，重在看政治表现。你是团员，团的基层干部，学校和团组织都对你抱很大希望，希望你能与你父亲划清界限，与党组织站在一起。”
泪水涌出了眼眶，我委屈地点了点头。
“回教室吧。”老师说。
我没有回教室，而是扭头朝空旷的大操场跑去，跑到操场附近的菜地旁边，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哭什么呢？是哭几天来去父亲单位遭受的冷遇？是哭突然降临到我家的灾难？还是哭父亲未卜的命运？我不知道。我只记得老师总对我们班里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说，我也多次以团支部书记的身份对他们说过，要重在看他们的政治表现，希望他们能和他们的家庭划清界限，没想到现在轮到别人这样对我说了。以前父亲是公社书记，是县银行的书记、行长，自己虽不像有的同学那样时时浅薄地对人炫耀，但内心确实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自觉不自觉也会流露出领导干部子女的优越感，同时也能明显地觉察出，别人对自己羡慕和尊敬的眼光，而现在呢？却需要与父亲划清界限了。老师说，组织上希望自己要与党站在一起，那么父亲他，到底是犯了什么错误呢？
我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