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终于回到了他原来的金融系统，担任了西照县人民银行的党支部书记兼行长。
此时是一九六二年，十二岁的我，考上了西照县的重点中学——西照一中。
我们班里共有四十五名学生，非农业户口的有六名，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农业和非农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因为，凡农业户口的同学，都是从家里带粮食交到学校的大伙上，交什么粮食发什么饭票。农业学生交伙的多是玉米和红薯干，发的就是玉米面票和红薯面票，也有交麦子和大米的，不过这样的学生很少，即使有人交，交的数量也很少，发的就是白面票和大米票。大伙上每顿都分别做有各种饭，如：拿着白面票可以吃到白面馍可以喝白面条，拿着玉米面票可以吃玉米面馍可以喝玉米糁汤，拿着红薯面票只能吃红薯面馍和喝红薯面糊糊，而非农业的学生，则是按国家供给的标准，配发百分之七十的白面票，百分之二十的杂粮票和百分之十的黑粮票，这样，在饭场吃饭的时候，学生们便出现了两个明显的阶层，虽然由于农业学生多，吃黑馍喝黑面糊糊的人总有点以多欺少的倾向，但内心深处，农业学生对非农业学生除了嫉妒外更多的却还是羡慕。
我在这种情况下想得最多的是对父亲的抱怨。
我想，我本来是应该吃白馍的。
我不敢直接责问我们的父亲，为什么自己去县城了却把我们撇在农村？我问过我的母亲，母亲当时倒不以为然，说乡里好活人，都去城里顾不着呀！当时很多干部都不干工作回家当农民了，北院你李叔就是自动放弃工作回家来的，物价太贵，许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买不了一捆葱呢。
正是由于在农村比在城市好养活我们，父亲放弃了妻儿可以恢复非农业的机会，心甘情愿让我们当了农民。当然，父亲一直不这么承认，偶尔提起，他只是说，当时国家困难，我是个领导干部，应该带头为国家减轻负担。
我们不进城，国家的负担可能是减轻了一点点，父亲的负担大概也减轻了许多，但有谁能知道，没有劳动力的六口之家，在农村的日子，又是如何的艰辛呢？
母亲要尽量多地出工。生产队有规定，像母亲这般年龄的妇女，每月劳动日是不能少于二十天的，出不够了就要受到惩罚，即便是队里没有硬性规定，为多挣工分少缴缺粮款也是要尽量多出工的。那时，我、夏弟都上着学，母亲将没上学的萍妹及幼小的秋弟托给邻居一个老奶奶看管，每月给人家几块钱。母亲要出工，要给两个上学的孩子做应时饭，要伺候两个幼小的孩子，还要给全家人做衣服、鞋袜，真是非常的辛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