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去世以后，母亲主持着将二叔的媳妇娶了进来，让他们自立门户生活。这时候，老家已基本没有什么牵挂了，父亲决定接我们母子四人进城。我们当时是兄妹四人，哥哥早已去了城里跟着父亲上学，这次随母亲一起去的有七岁的我、四岁的大弟夏和两岁的大妹萍。
正式的进城时间，大概是一九五八年的秋天。
这一年，农村正在大办钢铁，到处竖起炼铁的高炉，村上的许多百年老树都被锯下当了柴烧，各家各户保存的铁器都收缴起来扔进炉子里重冶，学生们经常被老师带着到河里去淘铁沙。
这一年，农村开始吃食堂饭，起初大概是做实验或者叫搞试点，只让劳动力们吃，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人员仍在自己家吃。劳动力们在食堂吃的饭食很好，几乎每顿都是白面杠子馍，大家都很眼馋，都希望早日加入食堂。我的一个近门小姑，还领着一群姑娘、媳妇编快板书表决心，大意是吃食堂如何能解放妇女劳动力，使广大妇女从锅台边走出去，像男劳力一样，全心全意去参加集体生产，全心全意去大办钢铁。
后来果然都加入了食堂，大家小户的铁锅铜盆都收缴到炼钢炉上去融化了。我当时对大人们的表现很感奇怪：不让妇女、儿童和老人像棒劳动力一样吃食堂时，大家有意见，可一旦真叫全体加入食堂，许多婶子、大娘，尤其是老奶奶们都哭了，有人夜里偷偷往红薯窖里或其他隐秘的地方埋藏小锅。我的母亲却不这样，她是干净、彻底地将家中所有的锅呀，铲呀的全部缴出，她巴不得她去城里与丈夫商量进城事宜时，留在家的孩子能有地方吃饭，因为她总不能每次外出都带着几个孩子。
搬家的时候父亲没有回来。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即使在家也几乎是从来不干那些琐碎事情的，他每次回来都是家里的客人，他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与前来和他聊天的乡亲们让烟、说话。所以，收拾东西搬家，父亲回来不回来都无所谓，甚至说他回来，只能增加母亲的负担。母亲是提前多天就开始了忙碌，将一些家具、什物分送给叔叔、姑姑和要好的邻居，将棉衣、被褥都拆洗干净。需要提前捆扎的东西不多，因被褥每天都还需要用，只是临走那天起得特别早，把还带着孩子们体温的被褥捆成两个大包袱。
起程的时候，很多邻居都去送行。母亲人缘很好，父亲又是全村唯一在外面工作的干部。大家都说，林姑娘很值（我们老家风俗，娘家姓啥的媳妇被尊称为啥姑娘），终于熬出了头，要到城里去享福了！有两个婶婶居然激动地拉着母亲的手不放，说：嫂子跟着大哥去城里做官太太了，可别把俺们给忘了，看在咱们相好多年的份上，每年可要回来看看俺们……母亲幸福地笑着，笑得热泪盈眶，反复向大家承诺：回来！一定回来！你们也要常去啊！一定要去啊！我和大弟夏也手拉着来送我们的小伙伴们又蹦又跳，我们都幸福地笑着。是啊，我们就要跟母亲一起到城市找当干部的父亲去享福了！城市有汽车，有洋房，有电灯，有电话，有肉，有白馍……那天萍妹穿了一身花腾腾的新衣裳，夏还穿上了父亲早两年前就给他买回来、一直都没舍得穿的小皮鞋。以前我只跟着母亲去父亲工作的城市一次，且不说那干净宽敞的街道，那林立的楼房和川流不息的车辆、行人，单就那竖立在街道两旁的电线杆子上的高音喇叭传出的唱歌声和早上随大人一起到职工食堂吃饭时，满大街弥漫的饭菜的香味，就令我对城市产生无限的向往。
城市居民和机关家属当时还没有吃食堂，母亲在打前站时就准备好了一套做饭的炉灶，房子也早已安排好，在家属大院的一个小院子里。这个小院里共住四家人，另外三家都各有一个或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听称呼，孩子们的爸爸在机关都是大小不等的领导干部，有叫科长的，有叫股长的，有叫主任的；有两家的妈妈也是干部，只有刘科长的爱人，也像母亲一样没有工作，只是个“家属”。大家对我们的到来都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欢迎，尤其刘科长的爱人，对母亲特别亲热。
我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费尽周折，也没能安排我就近入学，只好联系了一所近郊的小学，距家大概有七八里远，我由母亲接送几次路熟后，就独自上学了。由于上学须跑很远的路和学习课程对我来说很重，因为城市孩子大部分自小就入了幼儿园，上一年级时实际已把一年级的功课学完了，而我则一点基础都没有，入学才开始学写横平竖直，才开始接触汉语拼音a、o、e，感到很吃力，回家就趴在桌子边做作业，所以对家里大人们的情绪就没有什么觉察，直到进城两个多月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看见妈妈一个人在悄悄抹眼泪，才感到家里的气氛有些不对头。
刚来城里时，父母关系很融洽。母亲在家劳动惯了，在这里除了做饭没有其他的活可干，母亲感到闲得很不自在，父亲就在街道上给她联系了一个识字夜校，每天晚上去读一个多小时的夜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凑白天的空闲时间去做。虽说母亲上的是夜校初级班，但功课颇重，我们总是见母亲有空便用手指在随便的一个什么地方一点、一横、一撇、一捺的练习写字，还不断地小声朗读：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葱、韭、芥、蒜、胡椒、姜，
萝卜、菠菜、大茴香，
油、盐、酱、醋。
母亲读得朗朗上口，但随便指一个字让她认，她却不认识，必须从头再读，读到那个字时才能确定读音。她这样常引得父亲抿着嘴笑，母亲便羞涩地说，我说我学不会嘛，你非要赶鸭子上架！
慢慢地，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以至一段时间里，父亲进门就皱着眉头，时不时就拂袖而去，母亲呢？自然少不了以泪洗面，时时唉声叹气。
大概进城三四个月以后，母亲便不再去读识字夜校，因为父亲少得可怜的一点积蓄已经花完，每月的工资几乎不可能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水平，母亲便到街道的一个纸盒厂谋到了一份拉运纸盒的差使。附近的一些居民甚至机关的一些家属，都是在纸盒厂领些材料在家糊纸盒，但我们家房子太小，纸盒又极占地方，所以，糊纸盒这种适合女人做的工作母亲却干不成，母亲凭着身高力大，谋到一个像男人一样用人力车拉运纸盒的工作，一个月可挣三十元钱。这对我家是笔可观的收入。据我母亲讲，干这桩活是经父亲同意的，她征求父亲意见时，父亲说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没意见。然而开始干以后，父亲却表现出极大的抵触，在大街上与拉着小山一样纸盒车的母亲走个头碰也不打招呼，回到家了，仍是四平八稳地坐那里吸烟、看报纸，也不帮母亲干一点家务。看到下了班回来等着吃饭的丈夫和放了学回来吃饭的孩子，母亲往往像做错了事似的一脸歉疚，尽管她也是刚刚才从外面回来，通身的汗还没有落。她总是说：快！一会儿就中！（意思是别着急，饭马上就做好了）。每当这样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涌动着一股莫名其妙的激流，我对父亲就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憎恨，因为我总看见，同院邻居家孩子们的爸爸，常常在休假日腰里围上花水裙做饭、洗碗，人家的妈妈则悠闲地坐在小椅子上织毛衣或看书。
这样的日子让人觉得难熬而且缓慢。
后来城里也兴起了吃食堂。居民在街道食堂吃，机关的家属在家属食堂吃。这时候母亲已不再去拉纸盒，而是在父亲所在机关的家属食堂干活。母亲因家有吃奶的孩子不适合当炊事员，就谋了个挑水和烧煤火的差使。院子里的邻居们都说食堂的伙食太糟糕，我们倒不觉得，我们只是觉得分量太少，就质量来说，好像比我们家的小锅饭还强些呢！
这样的日子继续到一九六○年。这年秋天，据大人们讲，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农村，在“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下，我们所生活的这所城市的市委从各部门抽调一百二十名科级以上的国家干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父亲就是其中的一员。被抽调的干部差不多都是只身一人去的，而父亲则来了个完全、彻底，除了将正在初中上学的哥哥留在了城里外，将我们母子五人，（到城里以后又添了一个弟弟秋）的户口全都迁了去。记得离城那天全市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我们全家也被邀请在一个豪华的大宾馆里吃了顿饭，父亲所在的单位领导也请我们全家在机关干部食堂吃了顿饭。然后，父亲就带着我们在一片锣鼓声中，坐上了去西照县的长途公共汽车。
我们从老家农村进城的时候，是母亲、几个包袱和三个儿女，两年以后，我们从城市下乡的时候，车上多了我的父亲和在城里出生的小弟弟秋，行李多了一个常年伴陪父亲的漆成枣红颜色的柳条箱子。
到西照县山区农村安家落户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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