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承乾后立晋王治（唐高宗）为太子也说明了这一点。晋王治固然是承乾、魏王泰外长孙皇后唯一的儿子，但光有这一条还不够，因为必要时还可以废嫡立庶，立其他妃嫔生的儿子。其所以得立，主要还是因为他不曾营私结党，自成派系。《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说：“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回惑不决，御两仪殿，群官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谓曰：‘我三子一弟“三子”谓承乾、魏王泰、齐王祐，“一弟”谓汉王元昌。，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于是建立遂定。”这条记载某些细节有点问题，如晋王治虽是第九子，但在长孙皇后亲生之子中名列第三，在嫡庶有别的封建社会里如何能说“非次”，但在需要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等文武重臣支持晋王治这点上必非虚构。这证明晋王治当时确没有营私结党，因此要替他找好几位有力量的重臣作为辅佐。
晋王治为什么不营私结党，这和他的年龄有关。《旧唐书·太宗纪》：武德九年十月“立中山王承乾为皇太子。”《承乾传》：“太宗即位，为皇太子，时年八岁。”则承乾生于武德二年，到贞观十七年被废时已二十五岁。魏王泰是第四子，据《旧唐书》本传“永徽三年薨于郧乡，年三十有五”，上推其生为武德元年，比承乾都大，不可能，本传“永徽三年”盖为“五年”之误，则出生于武德三年，至贞观十七年亦已二十四岁，和二十五岁的承乾均早具备营私结党的能力。晋王治据《旧唐书·高宗纪》“贞观二年六月生”，则贞观十七年才十六岁，前此更是幼小，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当然没有营私结党的可能性。这不是他比魏王泰、承乾来得恬淡或无能，而是年龄所局限。
〔附记〕拙文写成后，偶读抗战初武汉出版的《太炎文录续编》，在卷二上发现一篇《书唐隐太子传后》，才知道章炳麟先生早在半个世纪前已对隐太子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问题持独特的看法。其文一开头就说：“史之失官，莫如书唐隐太子与明建文事。建文纪年被革除，因不为著实录，其时政令遂不可知，顾史官阙文而已。隐太子事，加诬乃已甚矣!”文中指出：“倡义之谋，本裴寂、刘文静启之，太宗在侧，故附成其说，隐太子不在侧，故不得附成其说，太宗非有以过其兄也。其决策之大者，莫如师次贾胡，久雨粮乏，群议欲返太原，惟隐太子兄弟沮其计，使神尧纥然西进，终成大业，此其功亦二人兼之。观温大雅《创业起居注》所记，大郎、二郎方略正等，知太子非庸谨不可与立者，神尧所以卒无异志为此也。其后削平东夏，实太宗之功为大，事乃在武德三年。后王、魏劝太子亲将讨刘黑闼以立功，事虽卒就，比于太宗尚不逮，要创业时功非有异也。太宗以削平东夏自伐，故思夺宗，与炀帝以平陈自伐无异。夺宗之事，太宗与炀帝等。房、杜为之谋主，与杨素等。凡事为耳目所习者，其取法也易，其虑之也亦深。神尧虽暗，独惩于隋之高祖。讼者知其不决，则剚刃以先之，事乃有甚于炀帝者矣。”所说除“神尧虽暗”云云与鄙见尚不无出入外，可谓先得我心，特备录如上，供读拙文者参考。1979年6月。
（选自《文史存稿》，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唐史论丛》第一辑，1988年3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