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初我还没有直接接触唐代政治史，而是先从文化领域下手，这又有个原因。即我在1944年高中毕业、到其时中央大学的南京部分混了半年回常州自学后，曾从吕诚之师处借来《太平广记》通读。《广记》中多数是唐人的杂记小说，使我能利用来解决一些唐代文化上的问题，首先是“魌头”问题。“魌头”者，据《大唐六典》、《唐会要》等本是“方相”一类的东西，《太平广记》记载“方相”变怪之事甚多，从中可知道它是用竹或荆编扎成形在送葬时开路驱邪的，并非埋进墓里的明器，“魌头”自亦如此。因此其时博物馆里把唐三彩中怪兽状的明器按照罗振玉所说标为“魌头”，显然是错误的。1946年冬天我写了文章在上海博物馆主编的《文物周刊》上发表，很快博物馆就去掉“魌头”的标签改标为“镇墓兽”。由此我还写了一系列考证明器的文字。再一次是在1948年初，写了《读陈寅恪先生〈狐臭与胡臭〉兼论狐与胡之关系》。寅恪先生原作只引用了唐崔令钦《教坊记》和五代何光远《鉴诫录》，我则利用更早的《广记》所引刘宋时刘义庆《幽明录》和刘敬叔《异苑》等文字，并认为“西胡之入中国，本为华人之所歧视，乃缘‘胡’‘狐’读音相近之故，遂以‘狐’称之，借寓鄙弃之意于其中”。文章发表后我剪寄寅恪先生，蒙先生不弃，由其夫人代笔作覆，还附赠刚在《清华学报》发表的《长恨歌笺证》抽印本。我又据以重读《白氏长庆集》，写了几条先生《笺证》所未涉及的札记——《汉皇与明皇》、《骊宫》、《行幸骊山季节》发表，其时已当解放前夕。1951年我购读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初版线装本，知先生在岭南无恙，且喜我的《札记》悉与《稿》中所说暗合，又将札记剪报寄先生，先生复寄赠《岭南学报》上的新作《崔浩与寇谦之》等篇。这是我当年和寅恪先生的一段文字交往。顺便说一下，这种文字上的交往商榷，即使在后学与前辈之间也是很寻常的事情，前辈多不以后学之持异议为忤，后学也初无因之沾沾自喜之意，我至今仍认为是一种良好的风气。
1949年上海解放，1950年7月我从复旦历史系毕业。前此我的文章多在报纸的文史性质副刊上发表，这时此类文章自不合需要了。但我仍写了两篇唐史研究的文字。一篇是《读〈秦妇吟〉札记》，因为当时研究农民起义已成时尚，我也未能免俗，札记对涉及黄巢事迹的韦庄《秦妇吟》作了若干考释，颇有与寅恪先生《读秦妇吟》立异之处，因仍是用文言文写的，没有地方发表，只提供给王大华学姊让她征引进同一题目的毕业论文了。再一篇我当时认为是大文章，即我自己的题为《论唐代河北藩镇及其相关问题》的毕业论文。这个题目是毕业前的寒假里定下来的，是从《唐会要》所说“故事尝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两蕃使，自至德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俱务自完，不生边事，故二蕃亦少为寇”受到启发，进而论述了河北藩镇实为遏制奚、契丹而设置，至安史乱后仍有此作用，五代时契丹大肆入寇，乃缘幽州节度赵德钧之降敌而自弃屏障，并考证安史武力之多凭借奚、契丹，而否定了寅恪先生以西域昭武九姓胡为安史主力之说。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草成此两万多字的论文，由大华姊代为清抄缴卷，当时自亦无问世之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