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明之劲敌，唯我国与流寇耳。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为今之计，必任贤抚民，远过流寇，则近者悦而远者来，即流寇亦入而为臣矣……不然，是我国徒受其劳，而反为流寇驱民也。使举其见在者而驱之，后乃与流寇争，非计之长也。
这段奏折深刻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而对于如何巩固政权，保护胜利果实，范文程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但有已服者，亦有未服而宜抚者，当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又示以昔日得内地而不守之故，及今日进取中原之意，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是抚其近而远者闻之自服矣。如此，河北数省可传檄而定也…… （范文程奏疏全文详见《清世祖实录》）
这个大的战略方针，比之当时的所有首领都要高明十倍不止，如果说多尔衮尚有几分迷惘的话，范文程则是在理论上行动上给多尔衮提供了最正确的方向。范文程提出的安民政策，也是皇太极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说的是军风军纪，“官仍为官，民仍为民，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说的是于吏治与民事的方针，仍强调一个安字。而范文程更强调了时机的重要性，他强调这是一个大决战的时机，成则兴，败则遗恨终生，这个说法极大的推动了多尔衮的信心。范文程更明确指出，山海关在这个大决战中的重要性，而如何避开山海关，直趋北京，也是取胜之关键。
多尔衮不是崇祯，对正确的意见他完全接受。范先生的奏折阅后，多尔衮果断决定，全国动员，征调兵马迅速集结。这是满清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几乎是全民皆兵，后人称清朝“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
四月七日，多尔衮召集众将，向太祖、太宗神灵祭告出师，揭开了大决战的序幕。八日，只有七岁的顺治皇帝福临驾临笃恭殿，并向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颁赐“奉命大将军”敕印，授权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之最大权限，军中之赏罚之事，均允许“俱便宜从事”。并赐给黄伞、皇马褂等御用之物，以重事权。
九日，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及范文程、洪承畴等一大批满汉蒙古将领都臣服于多尔衮之下，齐聚一堂，奏乐行礼，祭天行拜。礼毕，放起了礼炮，炮声隆隆中，这个漫长的誓军仪式结束，多尔衮统率“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与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启行。（《清世祖实录》）
从四月一日急召范文程入见，到四月九日全民皆兵杀赴前线，前后不足十天时间，由此可见，满清政府之高效、高能已达巅峰，而此次决战，全部的精英将领都出席了，这也说明多尔衮胆色过人，号召力惊人，胜负在此一举的决心同样强烈。
满清是幸运的，虽然死掉了一位政治强人，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格局开始真正建立起来，多尔衮在其兄皇太极死后，经过了与同族兄弟豪格的勾心斗角，终于得到了孝庄皇太后的支持，成功上位。他本人第一次独纲大梁的军事行动中，就表现得刚强勇武，颇有谋略，再加上内有孝庄皇太后坐镇，外有强兵良将，形成了高度的凝聚力。多尔衮此时名为亲王，实享帝威，军中威势，无人能敌，尽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