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至死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只看见了眼前的问题，比如文官内斗，辽东问题，党争问题，君臣离心问题，却独独没有看到最本质的土地问题，这是他眼光的局限。但是把时间往前推一下，我们会发现其实自天启年间开始，不光是皇帝，封疆大吏和阁臣首脑亦没有多少人关注土地问题。不能不说，这种短视是共性的，不光君主，臣子主要是阁臣们同样负有责任。
封建社会任何一朝，最后的衰亡都和土地制度有关，土地制度的破坏，是内部腐烂的先兆，这与王朝所建农耕社会的性质有关。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最大的不同在于土地归属问题，农耕社会是以土地为依存的家庭体系单位，所以土地所有权最重要，因为这是维系家庭式管理的根本，如水之源，木之根，没有土地也就没有家庭存在之本。土地用来养活小民，同样也用于提供赋税，解决财政问题，所以整个王朝与小民一样，都赖于土地。这就如同明朝是个大家庭，大家庭由小家庭组成，如果小家庭家之不家，大家庭同样无法保存，决定这个家庭正常运转的根系是土地。这一点与游牧民族不同，游牧民族是马上王朝，其流动性的特点决定了他们的生产方式更多带有游走性、机动性的特点，土地所有权问题，不是他们的主要问题。
朱元璋建明朝以后，深知土地对于人民的重要性。自建朝开始，他对土地的控制一直是比较严的，这和朱元璋出身于贫民家中的背景有关。他对农民之疾苦多有体会，他曾颁布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在明初以来，“计丁授田”制度的出现，对于抑制土地兼并，实现按人丁计算耕地面积的政策多有帮助，但同时，朱元璋由此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比如丁甲制度等，都旨在将人民牢牢拴在其上，形成牢固的家庭结构。
这个制度一直持续到明成祖永乐时期，未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在永乐以后，制度终于出现了新变化。明朝中期自正德始，皇帝开始宠信太监，而且贪心日起，于是，利用太监直接管理皇庄的潜藏制度就出现了。太监专权后，兼并土地成为首要目标，明武宗正德年间，太监直接强占的土地竟多达五万多顷，而其他的皇亲国戚也效仿之，兼并土地蔚然成风，到后来，全国一半土地都在皇亲国戚手中，朱元璋苦心建立的“计丁授亩”制度被破坏殆尽。
这些现象到万历一代更为严重。不过，明朝比较幸运，在万历临朝之际，大学生张居正组阁成为总理大臣。张居正对土地问题非常敏感，也有清醒的认识。他上台后改革户籍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对抑制土地兼并，增加国家税收，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张居正在黄册和鱼鳞册都失去效果的时候推行了更简化的“一条鞭法”。黄册与鱼鳞册早在宋元时代就有，到明朝，由太祖朱元璋亲自建立完善，这两册意义，不单代表册籍的本身，而且与赋役制度紧密联系，黄册更是一切赋役的根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