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咸丰八年初夏，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不久兵抵天津，京师震惊。咸丰帝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赴天津议和。桂良、花沙纳从未办理过对外交涉，面对英法侵略者的蛮横态度，恃强要挟，竟至一筹莫展。巡防大臣惠亲王绵愉以耆英较为熟悉外国情形，且为外国人所信任，上奏咸丰帝“弃瑕录用”，耆英本人也表示愿意“力任其难”。咸丰帝遂再次起用耆英，授予侍郎衔。
耆英万万也不会想到，由此，他走上的不是重新从政崛起的光明坦途，而是通往黄泉冥府的不归之路。
当时，咸丰帝的如意算盘是，先由桂良等人出面答应英法提出的一些条件，如英法表示满意，即可签约议和；如英法仍不满意，可由耆英“再行允准几条”，这样，外国人或许即可就我范围满意签约。或者由桂良、花沙纳对英法提出的各种要求先行拒绝，然后再由耆英出面调和转圜。
但是，英法议和代表，不但不对耆英抱有任何好感或信任，反而对其表示出特别的不满与鄙视。原因是他们攻占两广总督衙门后，缴获了一些清廷官方档案，其中即有耆英向清帝报告其如何欺蒙、敷衍、控驭“外夷”的奏折。在议和过程中，英国人拒绝与耆英会面，并拿出耆英的奏折，交给桂良、花沙纳等阅看。耆英当时被搞得狼狈不堪，窘困异常，无法继续参与对外议和谈判，便离开天津返回北京。
按照耆英的说法是，此次对外议和，事关机密，且外国人耳目众多，不能以书面形式上奏，因此必须亲自回京向咸丰帝报告。桂良、花沙纳也认为英法对耆英颇为不满，他们对耆英的鄙视、报复，事关清廷尊严，奏请咸丰帝允准耆英进京面陈夷情。
但是耆英在未获咸丰帝允准之前，即擅自离开天津返回北京。咸丰帝闻讯后大怒，以耆英办理夷务，实属畏葸无能，于大局未定之时，“不候旨擅自回京……实属自速其死”，命僧格林沁将耆英锁拿进京。惠亲王绵愉亦因保举不当，自请处分，同时奏请将耆英审讯后即行正法。咸丰帝命恭亲王奕䜣、惇亲王奕誴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共同审讯耆英。
恭亲王奕䜣等人从大清律例角度出发，认为，耆英不候谕旨即自行回京，确属冒昧糊涂，不合情理。但是，耆英并非统兵将帅，而且其回京也是担心抚局决裂。遍查大清律例，并没有对清廷大员无旨擅自回京应作如何惩处的专门条文，因此奏请咸丰帝，将耆英定为绞监候。但是，时任理藩院尚书的肃顺则从振刷政治的角度出发，上奏咸丰帝：耆英的供词多为巧饰之词，并无不可在奏章内奏陈的机密之事，显然是“居心巧诈”，对于这样的畏葸无能者，应即行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国法。最终，咸丰帝下令耆英自尽。
有不少人认为肃顺坚决主张处死耆英，难免有挟嫌报复的成分。不过，这种说法难以服人。因为他们并未说明肃顺与耆英有何个人的恩恩怨怨；况且，不但惠亲王绵愉在此之前曾奏请将耆英即行正法，即是咸丰帝也已定下了耆英“实属自速其死”的基调。无论是咸丰帝也好，肃顺等人也罢，他们之所以要罢斥穆彰阿、处死耆英，主要是治乱世用重典，亟欲振刷政治，整顿吏治的政治需要，希望朝廷上下由此而振作起来，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国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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