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内部一些头脑较为清醒的满族亲贵重臣认识到，完全依靠满蒙亲贵和八旗兵，是绝对不能将太平天国起义彻底镇压下去的，必须倚重汉族官僚。如大学士、军机大臣文庆即曾向咸丰帝建议说：当此多事之秋，“欲办天下事，当重用汉臣”，因为这些人大多来自田间，知晓民间疾苦，熟谙各地情况。“岂若吾辈（即满族亲贵）未出国门，懵然于大计者乎？”
肃顺也是如此。他虽然是满族亲贵，却具有一定的政治见识。不但自己的才识能力“在一时满大臣中，实无其比”，而且特别注意延揽各种优秀人才，对于汉族中的文人名流，更有一些礼贤下士的气度雅量。他曾对一些满人说：“咱们旗人浑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他对于后来的汉族中兴名将，如曾国藩、胡林翼等都颇为推重，“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曾国藩）之识量，胡文忠公（胡林翼）之才略”。
肃顺重用汉臣汉人的主张，对咸丰帝产生了较大影响，刘体仁在《异辞录》中说：咸丰帝的用人行政，惟贤是尚，不分满汉，都是肃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等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组建湘军、淮军，镇压太平军，并继而出任各重要省地的总督、巡抚，影响晚清政局，都与肃顺等人重用汉臣、汉人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肃顺主张重用汉臣汉人，看不起那些无真才实学，昏庸无知的满人。肃顺虽因此而颇得部分汉臣的称道，一些汉族文人聚集其门下，为他出谋划策，但却引起了众多满人的不满，并在以后为此而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成为祺祥政变的一个重要助因。
救弊以猛 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官僚政治，即人们常说的“人治”。各级官员贪赃枉法、营私舞弊、遇事推诿等，是封建官僚政治中的通病顽疾，只不过在政治较为清明之时，表现得不太明显而已。清王朝经过康乾盛世之后，到了乾隆后期，已从盛世巅峰上跌落下来，吏治官风也愈来愈加败坏。
道光十年（1830），面对日趋败坏的吏治官风，道光帝在上谕中曾颇为无奈而又充满忧虑地说：“当今之势，宪章具在，法令森然，若能大法小廉，奉行以实不以文，何患政事不理，百姓不安乎？无如世风日下，人心益浇，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意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朕所惧者在此，所恨者亦在此。”
在封建官僚政治制度下，各级官员往往越是模棱圆滑，左右逢源，就越是官运亨通，进退自如，权、势、利、誉等亦就愈重愈大。当时官场中普遍“以缄默不言为慎密，以圭角不露为深沉，以漫无可否为和平，以多所容忍为宽厚，以模棱两端为和衷共济之道，以遵奉故事为奉公守法之规”。在这种官风陋习之下，各级官员不啻行尸走肉，毫无行政效率可言。
道光朝的重臣，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向其门生披露他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而恩宠不衰、身名俱泰的秘诀是：在官场中，要“多叩头，少说话”。时人所赋《一剪梅》，将当时各级官僚推诿、敷衍、圆滑，无所作为，保官固位的庸碌面目，不但刻画得维妙维肖，淋漓尽致，而且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词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