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孔子敏锐地发现了礼之存在的心理学上的合理性。人有七情六欲，其中最突出的，可算是饮食男女之欲和死亡贫苦之恶。饮食男女之欲和死亡贫苦之恶郁积在人的内心十分强烈，它们需要有一个宣泄的途径。孔子认为：“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就是希望通过礼来净化和平息饮食男女之欲和死亡贫苦之恶。具体地说，一个人希望摆脱贫困、避免死亡、享受美食、获得爱情，然而，希望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他可以通过祈祷、祭祀、求神等礼仪，使骚动于内心的欲望得到另一种形式的释放，从而得到缓解、平息、净化。关于礼与情，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发乎情，止乎礼仪。”即在承认人情客观存在的前提下，用礼仪形式使内在情感外化释放，从而实现内心平衡。
二是孔子深刻地发现了礼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协调功能。原始古礼的性质在于宗教，体现对神的崇拜；孔子之礼的性质基于人事，追求人际的和谐与凝聚。“发乎情，止乎礼仪”，说的是个人的礼仪修养，然而，个人礼仪修养的完成对社会群体能起到一种协调凝聚的作用。《论语》中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意思是假如能够慎重地对待父母的死亡，追念远代的祖先，就将导致社会风气好转，民众品德归于老实忠厚。如此看来，丧礼和庙祭之礼，并不仅仅是一种仪式，也不仅仅止于表达行礼者的内心感受，更进一步，它还对整个社会群体产生了影响。个人行为产生了社会效果，礼不仅对个人心理健康有好处，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心理健康也有好处。
三是孔子礼乐并举实际上造成了迷信与理性的融合、宗教与艺术的融合。通过这种融合，它避免了迷信的偏执和理性的枯燥，既有宗教的诚信又有艺术的超越。冯友兰对这一点颇有体会。他认为人心由知识和情感两方面构成，礼乐正好满足了人性中知识和情感的双重需要。礼乐并举，使人类从诗歌音乐中得到情感满足的同时又绝不妨碍理智的健全和进步。当然，礼乐并举并不意味着礼乐等同。事实上，礼乐并举的同时礼乐也各有侧重，如《礼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荀子则认为“乐合同，礼别异”。范文澜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
礼用以辨异，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礼使人尊敬，乐要人亲爱……礼有乐作配，礼的作用更增强了。
看来，礼乐并举的目的正在于此，它在冷静地划定等级秩序的同时，又渲染了人伦情感；于是，貌似冷酷森严的等级秩序经过乐的贯注，顿时变得温和而富于人情味。的确，理智使人明白万物有别，感情使人倾向博爱无差，礼乐融合可以说是理智与情感的完美结合。孔子礼乐并举正是出于对人类矛盾心理的精确把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