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代表时逸人振臂大呼说：“我们这次受到上海医界招待，本身用不到多少钱，我们都应该随愿捐款。不但支持抗争运动，而且我们可借此团结全国，组织‘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从事于种种改进事宜。”此言一出，捐款的人风起云涌，当堂就捐到两万多元。
五人代表 赴宁请愿
五个请愿代表推定后，就在当晚先开了一次小组会议，大家觉得这次请愿，前途未许乐观，因为这一次中央卫生会议，出席的人都是西医，会议开幕时，蒋介石派员出席读一篇训词，希望国府成立之后，改善卫生行政，由全国专家提出建议。那时卫生部部长薛笃弼，所说的大致也是如此。可是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演词就不同了，他说：“中国卫生行政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医中药，要是行政上了轨道，如果不把中医中药取消不能算是革命。日本能够强大，全靠明治维新，明治维新能够面目一新的民间运动，就是废止汉医汉药。所以要由卫生会议负起责任，通过全国专家所拟订的提案，交由政府执行，才能算是完成革命大业。”看来褚民谊在集会时有绝大的领导力，而且这一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实际就是要废除中医。
中国人往往有一种积习，认为勾结上一两个要人之后，便气焰大盛，不可一世。如今卫生会议既有一百二十位专家，中间加上了一个“中央委员”褚民谊在内，更是如虎添翼，认为废止中医案一经通过，只要交政府执行，便可以安然达到目的，所以在开会的情绪看来，认为中医废止，已在命运中注定了。万不料这一个提案通过发表之后，引起全国上下的反感，成为全国的一个轩然大波，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
那时上海是一个经济的枢纽，也是舆论中心，当时的新闻界就发觉到外国的大药厂，对这一个运动，显然有经济上的支援，因为中医中药一经废除之后，西药一定会畅销全国，当时谣言满天飞，但具体的事实，笔者恐记忆不准确，未便写出。
隋翰英是南京代表，他建议一定还要邀请两个人来做协助工作，一个是上海的陆仲安，一个是南京的张简斋，那么五位请愿代表到了南京，许多中央委员都会接见，否则就恐怕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他这个建议，我们五人都表示赞成，我说：“陆仲安住在蒲石路（今长乐路），我去过他家，不如我们现在就到他家中去。”我们说罢就走。陆仲安是北方人，爽直得很，他说：“既然你们要我出力，我绝无推辞之理。”于是次日他也跟着我们出发了，只是他不担任任何名义。还有张赞臣、岑志良两人也热心得很，也不居名义而随同出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