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师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朋友来请写字，向不要钱。笺扇庄来写，按润例收费，每两三月虽得有人来恳他写寿序，或墓志铭等，由师母出面，索价每件一百元。有时银子收了之后，章师对某人不欢喜，就坚持不肯写，常把事情弄得很僵。杜月笙先生家祠落成时，要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由章士钊开出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要他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章士钊虽开出名单，但声明不负联络之责，杜氏便想到一位游侠儿徐福生，外号“闹天宫福生”，此人曾与章师同狱甚久(章师因苏报案被捕入狱)，自以为与章师颇有交谊，就领命而去。章师见了闹天宫福生，敬烟敬茶，十分客气，可是要他做一篇祠堂记，竟断然拒绝。福生颓然而归，向杜氏说明实情，说他无法办到。杜先生知道我是章氏的学生，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这篇文章。并且说：“要不要开一张一千两的庄票带去?”我说：“这是要弄僵的。”后来我到章师家里去，乘机进言，我说太史公在《史记》上做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他听了这句话，就问我杜先生生平情况，我就一件一件讲出来，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章师母也从旁鼓励，我乘机立刻拿一张幅度很大的宣纸，说是：“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披，作为他们家祠的镇宅之宝。”章师不出一言，也不起稿，就一边抽烟，一边写字，大约不过四十分钟，已经写成，我就把它送到杜宅，章士钊那时边看边赞说：“真是传世之作。”杜先生也很高兴，就封了一包墨金，准备叫我送去。我说：“这是不需要的。”但想起章师母也出了大力从旁鼓励，于是我就接受了这包墨金，交给了师母，这笔钱师母拿来维持了几个月的生活。
章师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绝不称“仁兄”或“先生”。求书的人，为了这点很不高兴，而且他写的是小篆，当时的富商巨公，对这种字体都不认识，不表欢迎，所以他的鬻书生涯十分清淡。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到了上海，先时他曾做过孙传芳参议，而且到孙幕中讲学，时人颇多非议，所以门庭冷落车马稀，深居简出。
章师对金钱看得很淡，对生活问题全不放在心上，经济全由师母调度。师母常叫我出去张罗钱财，我总唯命是从。但是有一次打了一个包裹，要我到当铺去典质，这次我坚持不肯从命。我说：我母亲有训，“一生不上公堂，一世不到典当。”所以我不肯去，师母为之黯然。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我可以再介绍一个学生，就是同学章次公。师母立即答允，从此次公也立雪程门，有许多事，都叫次公去做，从这时起，我就轻松了许多。
民国十八年（1929）中秋，房东又吵上门来收租，据说已欠租好多个月，师母潸然泪下，章师竟毫不介意。他对此等事多采不了了之的态度，有时连他自己居处的地址，他也弄不清楚。一次他到三马路来青阁去买书，去的时候，他叫了一辆人力车去的，看了半天，一本也没有买，施施然走出书店，踏上另一辆人力车，车夫问他到哪里，他只是指向西边，而始终说不出自己的寓所所在。车夫拉了半天，知道情况不妙，便问他：“先生你究竟想到什么地方?”章师告诉车夫：“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车夫频频摇头，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仍将他拉回来青阁，然后才把事情解决。类似这般的笑话，在章师是常常有的事，不足为奇的。
客居杭城 题诗讲学
某年春间，杭州昭庆寺方丈，带了一筐杭州有名的土产“方柿”送给章师，他一口气吃了六只，要是师母不加阻止，可能整筐会吃完。他这样的吃法，不仅是对方柿，对其他爱好的食物，也是如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