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人向来每到一地，必尽其搜掠之能事，把搜劫到的东西，作为“战利品”运日本展览，借以鼓励士气。在进占南京初期，当然也劫掠了不少东西去，可是并没有发现“朝天宫”中的一批古物。等到维新政府成立之后，日本军人忽然发现了“朝天宫”内部暗藏了无数箱笼，打开箱笼一看，发觉原来是一批古董、古书、古画，但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来历，只是决定要把它运往东京。
陈群得到这个消息，就告诉梁鸿志这批古物的来历，梁鸿志就向日本人要求，停止搬运，日本人并未加以理会，梁鸿志急得没有办法，只好提出辞呈，说是“不干了!”所有属下各部长也随之提出辞呈。日本人初时不知道这批古物的名贵，见到梁鸿志坚决到如此地步，不愿因些破烂的东西，把维新政府拆散，所以这批古物得以保存在南京，待到胜利之后，点收的结果还留存一半以上。
这件事情，上海的“蚂蚁传”讲得有声有色，大家认为梁鸿志究竟还不失为一个读书种子。
陈群藏书 化公为私
陈群在三马路“米家船”楼上的居处，布置相当雅致，中央挂着一个小匾额，叫做“双宋楼”，我常常上去和他闲聊。我说：“清朝浙江归安陆心源有一个‘宋楼’，藏了两百部宋版书，著有《宋楼藏书志》，现在你这个‘双宋楼’的意思，是不是也藏着两件宋代的古物或是两部宋版书?”陈群轻轻地摇着折扇说：“看你年纪不大，肚皮里倒有些货色，竟被你一语道破，我的确藏有两部宋版书。”
当时我就讲出：“从前藏二百部宋版书的宋楼的那位主人，照书目看来，实际上只得一百二十部书，后来主人逝世，全被日人买去。现在中国人藏有一部宋版书的人已极稀少，而你竟藏到两部，真是难得！”接着我又讲出上海虽有几位收藏家，据我所知只有南浔刘家有一部宋版《史记》。哈同花园曾经藏过一本宋版《孝经》。袁寒云有过一部宋版诗集，卖给丁福保。张菊生的“涵芬楼”也藏有宋版书几种，后来编印成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是由几个藏家凑集完成的，但是这件事情已成为学术界空前盛举。现在宋版书已成稀世之珍，民国二十年（1931年），北平琉璃厂富晋书铺曾经搜集到一部散佚的宋版《大观本草》，因为残缺不全，铺主人把它拆开来卖给人家，每一张的代价，是银币十元。丁福保曾经买到一张，把它裱成册页，作为医室的装饰品。陈群听我如数家珍地讲了一大篇，点头含笑，极为高兴。我又说：“同样是宋版书，也分为几种，一种是南宋版，一种是北宋版，一种是南宋版而是元代重印的，有一种是南宋版而在元代复刻的，所以版本大有区别。你所藏的两部，可能是复刻的，而不是真正的南宋版。”我这句话一出口，他瞪着两眼说：“你怎么知道这样多?”我就说：“日本人印过两种书，一种叫做‘宋版书影’，另一种叫做‘支那宋版书研究’，他们把全国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宋版书，都摄了书影加以评述，北平的中央图书馆也藏有许多宋版书，是根据日本这两种书作为参考鉴定的。”陈群听我讲完，就说三天之后，准定把他藏的两部宋版书拿出来给我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