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撤出南京之后，日本军方认为大局已定，军人在南京肆意取乐，他们以为战事告一段落，国军再也打不起来。日本政界的意见，也认为适可而止，不要追击得太厉害，所以等待着时局的自然变化，他们很希望国民政府肯低头软下来，取得一纸征服性的和约，那么可以不必再兴师动众地打下去。
这时节，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倡议和谈，这个呼声，不但得到日本人赞同，中国政府也表示不妨谈谈条件。于是陶德曼就居间调停，时间拖了几个月之久。在拖延期间，日本人只在芜湖当涂打了一仗，轻轻松松地把当地国军赶走，此外就没有什么军事行动了。
国府一面谈，一面防着日军进攻，就在长江马当方面加以封锁，使日本军舰不能由南京开入长江以上。
在和谈期间，国军得到喘息的机会，整编各地军队，重新布下了一道新防线，这时杭州也沦陷了，国军便退到钱塘江南岸。
最紧张的一幕，就是留在浙江的军队数字极大，辎重极多，那时节钱塘江大桥还没有通车，但是已完成大部分，军事当局下令所有火车和车头，聚集在杭州，一夜之间，将军人和军器粮食都搬上车，在黑夜中通过钱塘江大桥，运入杭州南岸，这时浙赣路本已通车，偷偷地运了两日夜之久，待到所有车辆抵达对岸，就把钱塘江大桥加以破坏，所以有人说钱塘江大桥造了好多年，只用了这两天。直到后来长期抗战达八年之久，与这次迅速大撤退极有关系，陶德曼的和谈奔走，实际上是给国府一个重新部署的机会。
旧官请出 新官上任
日方重视前线军事，对后方政治工作可以说是束手无策，所谓上海大道市政府和市长苏锡文登台之后，一筹莫展，什么政绩都没有。伪市府设在浦东东昌路，居民都是乡下人，市库收入微乎其微，一切开支都向日方领取，所以大道市政府徒有其名，教育局只管一座浦东中学，学生少得可怜，维持治安的警察局，规模也很小，不要说中国人看不起，连日本人也不把它放在眼内。
苏锡文唯一的工作，就是雇用了一班浦东土老儿，穿着长衫马褂，扮成绅士模样，专做迎送日方要人的工作，仿佛是大道市政府的仪仗队一般。久而久之，日本人看来看去总是这班人，也看得乏味了。
日本人又组织了一个党部性质的机构，叫做“王道会”，原想以这个会出面来组织民众，可是民众对这个王道会也毫不理睬，而王道会的会员，只是计划开设赌档和烟窟，所以对民众运动更起不了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