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部，也办了一张华文报纸，名叫《新申报》，因为当时上海有两大华文报纸，一张是《新闻报》，另一张是《申报》，他们就以这两张报纸的名字，各取一字，名为“新申报”。可是销路不出虹口，初期在租界上是买不到的，只有少数小汉奸，拿着报纸到人家拍门而入，硬销一份而已。
这时节，《新闻报》、《申报》的态度，虽然反日，但并不激烈，倒是无数晚报每天一到下午四时，各种极刺激的红色头条新闻，不是说国军如何英勇，就是说日军如何惨败，震撼人心，力量极大。当时最激烈的一张晚报，叫做《大美晚报》，其次是《社会夜报》等。
《社会夜报》的编辑方式是信口开河，所以上海人叫它“野鸡报”，主办人叫蔡钓徒，是上海浦东周浦人。他虽说是文人，事实上却是一个文氓，整天和许多歹徒混在一起，谈吐粗俗，行动乖张，我本来不认识他，仅不过知道他的名字而已。
我行医为业，各阶层的人都有相识，当时上海有一个女相士，叫做菱清女士，姿容娟秀，谈吐文雅，但是身体瘦弱，常请我去看病，我总在出诊将完之时，最后才去菱清家中。她家地处三马路（今汉口路），是交通的中心，加上她好客，交往的都是一时的名士，我到她家中，她总是请我在烟铺上坐下，虽然我不会吸鸦片，但是几位老师都有此癖，所以横在榻上一躺，谈话时觉得极为舒服。
一天，我正躺着与名画家交谈，忽然进来一个粗鲁人物，菱清的母亲开口就说：“杀头的！你又来做什么?”那人说：“今天囊无分文，要问菱清借二十块钱。”于是菱清的母亲，声声叫着：“杀头的！你来总没有好事。”一面骂一面把钱给了他，但这个“杀头的”并不就走，还提起电话叫了一碟蛋炒饭，据案大嚼。
那个“杀头的”吃饱了之后，菱清为我介绍：“这位就是蔡钓徒，我母亲说他这个‘杀头的’，将来总不得好死!”我微微一笑，由此开始就认识此人。
隔了不过十天，蔡钓徒到我诊所来。我问他：“有何见教?”他说：“今天实在经济困难，《社会夜报》连买白报纸的钱都没有，想来想去，你一定肯帮忙。”我说：“也好，我借二十块钱给你。”他眼睛一瞪，面上横肉都暴露出来，说：“《社会夜报》销数成万，你想拿念只洋（沪语之二十元）来打倒我?”我一看形势不对，便说：“不问你白报纸要多少，我把今天诊金收入，分一半给你。”他一听这话，形势才缓和下来，拿了钱就走。
隔不上三天，他竟然又在我门诊将毕时，等在候诊室中。我心想长此以往，不胜其扰，便对他说：“今天再给你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我的隔壁就是老闸捕房，探长尤阿根曾经告诉我，要是有人来滋扰，只要打电话给他便是。”蔡钓徒一听见“尤阿根”三字，顿时默不出声，接过我给他的二十块钱，郑重地说：“我再也不来了，但请你在尤阿根面前不要提起这件事。”从此我就不曾再见过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