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上海的人口，是三百多万，原本住在租界的人不过二百三十万人，由南市闸北，以及四郊逃到租界来的大约有一百万人。这一百万难民，只有一小部分能暂住在大旅店或小客栈和亲戚家中，其他七十多万人都栖身马路边，这时一个大问题就发生了。
晚间，市民利用电话互相传递消息，然而打的人太多，电话很难打得通，因此在午夜一时，仁济育婴堂特地派出一个人来告诉我：“育婴堂在半天之内收容的弃婴达二百多名。”足见当时避难的市民多么狼狈!
仁济育婴堂，我是义务性质的堂长，附属于上海最大的慈善机构仁济善堂。仁济善堂有百年悠久历史，善款积贮下来，置了很多产业，把产业的收入拨作慈善费用，其规模之大，不亚于香港的东华三院。
仁济育婴堂专收弃婴，凡是人家送来的孩子，向例一定要收养，但是从前没有奶粉来喂养婴儿，所以雇了几十个奶妈专门哺养婴儿。平常有七十多个弃婴，如今突然在半天之内，多了二百多个，弄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因此夤夜来叫我去想办法。
我步行到了仁济育婴堂，见到门前地上还放着一排排的弃婴，走进堂内只听到婴儿的一片啼声。堂里的司事对我说：“原来的奶妈，本来就不够用，现在又有不少弃职逃跑，这怎么办呢?”我仔细想一想，就拿出两个办法：一面命在职的奶妈继续喂奶，其他婴儿都暂时喂粥汤，一面次晨在堂门口贴出一张招请奶妈的布告。许多弃婴的母亲都来应征，当天暂时解决了这个有孩没乳的难题。
那天晚上我刚入睡，仁济善堂又有电话来说：“明天上午七时，所有董事一定要到仁济善堂出席会议，因为难民问题，租界当局责成仁济善堂来处理。”
第二天清晨，我坐车到仁济善堂附近，见到成千上万难民阻塞道路，车辆无法通行，只得下车步行进去；我的老师丁仲英早已在那里正襟危坐，其余董事十七人，却只到了七人。
仁济善堂的董事，多是地方上六十以上高龄的绅士，虽然都很乐于为善，但是在董事会上，议论纷纷，一时讨论不出办法来，认为这次的战事，非短期内所能了结，对这批难民的生活如何解决，连续讨论了几个钟点一无结果。
公共租界警务处当局，派了一个捕头弗兰臣(所谓捕头，香港称为警司，弗兰臣是英国人，能讲流利的中国话，职属外事科主任，相仿于今时所谓公共关系主任)出席这个会议，他说难民聚集街头，第一没有吃，第二满地粪尿，要是没有办法收容救济的话，抢米的风潮就会开始，要是米铺关上门，租界的市民也就不能安居了，如果你们有办法想出来，我们都乐于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