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以方效移作药效：清·徐大椿曾经指出：“或古方治某病，其药不止一品，而误以方中此药为专治此病者。”同上。中医药物治疗多用方剂的形式。一方多药，共同配合起来产生某种疗效。但有人却主观地误将一方之效作为某药之效。遗憾的是，徐大椿没有举例。可是这样的例子在当今某些中药教科书中仍可发现。例如石斛这味药，清代及其以前的本草中从来没有记载该药具有“明目”的药效，但现代却有人把石斛夜光丸的明目作用归结为石斛之效。石斛夜光丸由25味药组成，包括大队的补气血、滋阴精、清热明目之药，石斛只是其中之一，力量非常微薄。该方中无论药量还是药性，石斛都算不上主药。只是由于此方之名有石斛二字，于是今人就将众药之功作为石斛专有。这样的“新功效”最能迷惑人。方剂不是不可以作为考察药效之用，但一定要药味精少，某药的增减能影响到全方功效改变时才可以考虑。李时珍在药物之下收录附方时，就很注意收集小方或单方，目的是避免以方效混作药效。
（３）循名责实、望名生义：古代药名确有依据药效命名者，如防风可治风、续断可“续筋骨”、决明子可明目等。但以功效命名的药非常少见，绝大多数是根据药物基原的形、色、气、味、质地命名。然而在中药历史上，却有根据药名望文生义，从而臆测药物新效者。清代医家陈修园就曾经批评时医有“徇名”（望名生义）之误。他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方（生脉饮）、一个是药（郁金）。当时有人因为“郁金”有“郁”字，就用它治气郁，“数服之后，气郁未解而血脱立至矣”。〔清〕陈修园，《神农本草经读》，“本草附录”，页804—805。“郁金”解郁这个功效至今被某些中药教科书转载。其实郁金的命名与“解郁”没有任何联系。“郁”作为中医病因，直到元代朱丹溪才开始重视。而郁金这味药出于唐代。对其命名，宋·苏颂引《说文解字》，认为“郁”的原始意义是“香草”〔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9，页230。。宋以前的文献没有记载郁金有解郁之功，可见郁金的命名本与解郁无关。但自从元代朱丹溪提出郁金“因轻扬之性，古人用以治郁遏不能散者，恐命名因于此始”。〔元〕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见《丹溪医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页59。这一猜测之说，就成为后世以郁金治郁的开端。朱丹溪倡导气、血、痰、郁病因说，他需要寻找相应的治郁药物，因此循名责实，作出了不符合郁金实际用药的推断。
十八反
传统认为配伍后会产生强烈毒副作用的18种药物。其歌曰：“本草明言十八反，半蒌贝蔹及攻乌；藻戟遂芫俱战草，诸参辛芍反藜芦。” 此外，历史上循名责实的例子不止郁金一个。例如中药的十八反歌中有一句“诸参辛芍反藜芦”。其实“十八反”只有18种配合使用可能产生相反结果的药物，其中有5种参（人参、丹参、沙参、苦参、玄参）与藜芦相反。但歌诀因字数限制，使用了“诸参”一词，结果后世本草将带有“参”字的药物，不论是否属于十八反之列，大都注明“反藜芦”。这就是近似于避名讳了。郑金生，《注意中药品种的历史性》，《中医杂志》，21.7 (1980.7)，页77。另外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升麻”。金元时期，由于著名医家李东垣创制的补中益气汤用升麻升提中气，于是升麻有了“升提”的新效。《汤液本草》引述的药论中，甚至有“若补脾胃，非此为引不能补”。〔元〕王好古，《汤液本草》，卷3，页56—57。那么，凭什么说升麻有这样的作用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