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托名圣贤与名人崇拜
在巫术盛行的时代，巫可通神、事神、请神、代神言事，是神、人之间的联络者和神的代言人。无论上古掌握文化知识的巫师，还是后世沦为民间下九流的巫婆，无不借神行事。巫药得以在人类蒙昧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的日子里，还继续在民间潜流暗行，也无不是借助巫的“神”力。
春秋末期，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战国时的扁鹊宣称“病有六不治”，最后一条就是“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汉〕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卷105，页2785—2820。不谈神、不信巫，那么医家用药靠什么来树立威信？笔者以为，巫、医分离时，医药学采用了和其他学说一样的办法，托名古代圣贤，以售其学。这就是西汉·刘安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汉〕刘安，《淮南子·修务训》，卷19，页342。医家本是世俗之人，要建立医药之道，使之合乎一种学说的要求，只能遵从当时人们尊古贱今的心理，将早期的医药专著托名上古的圣人。于是早期的药学著作，没有作者个人的署名，都是托名于神农、黄帝、岐伯、雷公、桐君、扁鹊、医和等古代圣贤，借以树立自己的正统形象。
这种托名以树权威的做法对早期医家建立自己的学说无疑是非常有效的。“尊古而贱今”的心理，并不仅见于西汉，历代都有人厚古薄今。从早期尊崇上古传说中的圣贤，到明清以后尊崇东汉张仲景为医圣，奉仲景医方为“经方”，无不与尊古心理有关。明清之时，医药学界甚至掀起了一股尊经崇古的学风。尊古心理的根本，还是名人崇拜心理，因此，即便在汉魏以后，托名的医药书仍偶有出现。以本草书为例，清代姚球(？—1735)的《本草经解要》就因为托名当时红极一时的名医叶天士而吴中纸贵。尚志钧，林干良，郑金生，《历代中药文献精华》，页331—333。托名元代李东垣的药学书籍也有好几种。但这种托名是商家为牟利而作伪，与早期托圣贤之名建立学说不是一回事。除商家利用名人效应伪造托名之书而外，药效的“传信”也经常利用名人效应。这方面的例子更多，详见下文。
早期本草书尽管可以托名圣贤，但如果没有真实可靠的药效、没有能符合当时人们头脑中通行思维方式的理论内容，那么即便是托名圣贤，也未必能使药学之道形成学问，流传后世。单纯的零散用药经验虽然也能传播一时，但永远形不成一门让人信服、可以归纳统率经验、并在理论指导下扩充使用的学问。早期的药学经典著作《神农本草经》，不仅有着极为深厚的药物实效积累，而且出色地归纳了药学最初的药学理论，从而奠定了药学专门学问的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