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玉楸药解》和其他尊经复古本草书的论药形式并不相同，甚至看不出太多的尊经色彩。但黄氏在该书序言所表达的尊古贱今言论却是令人惊讶的。他认为在神农、张仲景之后，“后之作者，谁复知医解药？诸家本草，率皆孟浪之谈！”和陈修园一样，他也把矛头指向李时珍：“明李时珍修《纲目》，博引庸工讹谬之论，杂以小说、稗官、仙经、梵志，荒唐无稽，背驰圣明作述之义几千里矣！”〔清〕黄元御，《玉楸药解》，“自叙”，页1057。甚至讥讽李时珍“纪载博矣，而丑谬不经”。〔清〕黄元御，《长沙药解》，见《黄元御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自序”，页975。黄氏如此高傲，连《四库全书》馆臣也看不下去，批评他：“大抵高自位置，欲驾千古之上。故于旧说，多故立异同，以矜独解。”〔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06，页890。尊经派人士中，唯黄元御、陈修园出言最为孤傲，于此可见一斑。
清代近300年，所出本草书四五百种。但从本草学术发展来看，成果最大的还是上述尊经复古派对临床药学作出的深入研究。他们的成功并非像西汉时那样借神农之名以售其说，而在于他们在研究《神农本草经》的过程中，遏制了金、元、南宋以来药物、药效日渐简略平庸的颓风，使药物的运用更紧密地与中医辨证论治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除上述医家和本草著作之外，明末李中梓（约1588—1655）三本草（《药性解》、《本草征要》、《本草通玄》）和清代汪昂《本草备要》(1694)、吴仪洛《本草从新》(1757)、黄宫绣《本草求真》(1769)等著作，也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中医临床用药的内容。
综观中国两千多年本草学术发展，从早期本草筚路蓝缕草创以来，药物的增加和药效的积累一直贯穿本草发展的始终。为了确保用药的安全、有效，古代本草家花费千余年从事药物基原的考订，最后由李时珍《本草纲目》毕其全功。在北宋医药文献借印刷广泛传播、医学教育重视理论与临床用药实践相结合等历史因素的影响下，金、元医家建构了中医药理体系，丰富了探究药性功治机理的层次和途径，促进中医从经验用药走向理论用药。明末清初以来，为扭转中医用药简单平庸、不明原本的颓风，一批医药学家以尊经为旗号，对《神农本草经》以及后世常用药物的运用进行探讨，深化了药性功治的认识。因此，古代本草学术三大主题（基原、药理、药效）终于取得了比较圆满的进展。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洋医药学的传入，中国的本草学术又开始面临科学化、现代化的新主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