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解释药物的作用，只需要抓住药物的“偏胜”（特性或专长）之点，那就是药物“补偏救弊，调和脏腑”、产生疗效的根本所在。他还很直白地申明，有些药效无法解释清楚其机理。例如菟丝子“去面”，如果说是因为它辛散、滑泽，那么辛散、滑泽药很多，为什么独独菟丝子有这个功效呢？所以他认为药性各有专长，分别含有特殊的成分（“各得天地一偏之气”），自有它治病的内在原因（“其性自有相制之理”）。如果其内在特性能通过形质气味表现出来，就可以推测其机理。但如果其性深藏不露，就“不可以常理求也”同上，“菟丝子”，页58。。例如古人的单方、秘方，往往可取奇效，比讲究辨证配伍的经方还要快捷。这一说法，等于说中药传统药理并非万能，还有很多解释不了的机理。尽管徐大椿因对《神农本草经》尊崇太过，也间或为“久服轻身延年”之类的方士之言求理圆说，但该书得到了《四库全书提要》的高度评价，认为它“凡所笺释，多有精意”。徐大椿“《药性专长论》曰：药之治病，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其说最为圆通”。〔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04，页880。从某种意义来说，徐大椿对具体药物的解释虽然也很重要，但更要紧的是他阐发了考求中医临床药效的许多根本性的问题，为清代本草学术涂上了重重的一笔亮彩。
相较而言，比徐大椿稍晚的黄元御，其考求药效机理的论说远不如徐氏的客观平实。黄元御(1705—1758)，号玉楸子，是清代尊经派的显要人物。他把岐伯、黄帝、秦越人、张仲景奉为“四圣”，主张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他撰有两部本草书，一为《长沙药解》，一为《玉楸药解》。《长沙药解》(1753)收仲景医书所用之药161种，各药之后罗列所在方剂。其书名为“药解”，实属方论。黄氏议药论证，时或侈谈五行、运气，四象生成，使浅显之理，反致虚玄尚志钧，林干良，郑金生，《历代中药文献精华》，页336。。虽然都是结合仲景用药法议论药效，但黄氏论药水平较陈修园差之远矣。
黄氏《玉楸药解》(1754)收仲景医书未载之药293味，其论药方法与《长沙药解》截然不同。该书每药叙说简要，并没有“药必《本经》”，更不是为《本经》药效作注，甚至还有“《本草》轻身延年之论，未可尽信也”之类的话（见“黄精”条）。黄氏在这本药书中列举诸药主要的功效主治，除少数药物之外，一般不去阐释药效机理。该书最有学术价值的地方是对某些用药时弊进行抨击。他反对将药效简单化，主张辨证用药，辨药治证。例如当时医家用大腹皮治皮肤肿胀，黄氏则指出：“肿胀有根本，皮肤是肿胀之处所，非肿胀之根本也。”〔清〕黄元御，《玉楸药解》，见《黄元御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卷2，页1076。大腹皮所治的皮肤肿胀，不适合虚证。又如当时医家好用木香治肝病，黄氏则认为木香辛燥，而肝属风木，凡病皆燥，因此不适合用木香来调气。正因为黄氏在该书中论说简捷实用，所以其书风行一时，深受医家欢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