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南宋本草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焦点是本草编纂体例的改革。北宋《证类本草》层层包裹式的编纂法显然不适合临床医家所用。金、元本草内容全为临床实用内容，每药寥寥数语，一目了然，无须在编排上下功夫。南宋本草繁简程度则介乎两者之间，因此再沿用《证类本草》体例，必然不便使用。改革编纂法就必须抛弃以本草书为单位的数据累积法，而采用以内容为单元的分项说药法。提倡这种分类法的是《纂类本草》(1165—1173)。该书主张打破《证类本草》的正文和注文的区分，用“名、体、性、用”四字来归纳药物的内容同上，卷20“群贤著述年辰·缙云纂类本草”。。所谓“名”即药名，其下分“体”（介绍药物的出处、形态和颜色等）、“性”（药物的性味）、“用”（药物的功能和使用法）。至于药物的名实异同、炮制、畏恶等内容，则集中在卷首设专题进行讨论（相当于总论）。这种分项说药的药书编纂法在现代已经是司空见惯，但从本草发展的历程来看，却首先出现在南宋。此后明代的《本草品汇精要》(1505)将药物内容分24项、《本草纲目》(1578)将药物分8项，已经是300多年以后的事了。
南宋灭亡以后，元朝一统中国，南北的不同本草风格逐步开始融合。但学术的融合不像国家版图那样可以很快归于一统。因此在元代初中期，南北的本草学术风格仍然有所区别。北方王好古的《汤液本草》（约1298）、忽思慧《饮膳正要》(1330)等书，明显地与南方同时代产生的周天锡《图经备要本草诗诀》(1294)、胡仕可《本草歌括》(1295)、吴瑞《日用本草》(1331)等有着显著的风格差异。除反映的药物来源有南北之分外，金、元北方地区盛行的药理学说在南方本草中还很少有反映。这一状况直到元末明初才逐步改善。徐彦纯(？—1384)《本草发挥》已经将北方张洁古（元素）、李东垣（杲）、王海藏（好古），南方朱丹溪（震亨）的药论集于一书。明代中后期，这种南北本草的交融才最终完成。这种交融表现在明代本草著作越来越多地汲取金、元医家的药理说，同时又汲取南宋本草改进后编纂法，删繁去复，分项说药。例如王纶《本草集要》(1496)既大量吸取金元药理内容，在本草编纂法又明显与金元本草不同，且对药物分类作出重大改革，以“人为万物之灵”，而将“人部”药放在最后。经过200多年之后，南北本草已经水乳交融，并积累了大量的辨药用药经验。最后由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撰成《本草纲目》，将《证类本草》以来五百多年的本草知识融会于一书。该书中又加入李时珍个人许多卓越的见解，终于把本草学术推向了古代本草的巅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