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南方的医学大家朱震亨（即朱丹溪，1281—1358）的药理探讨方式显然不同于刘完素、张元素等北方医家。朱氏并不刻意于用药名为《素问》某些学说作注脚。在朱氏的《本草衍义补遗》药物条下，传统的性味地位降低了，药物的五行属性被放在首要的位置。例如“半夏：属金、属土”；“常山：属金而有火与水”等。〔元〕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明〕方广《丹溪心法附余》，正德丁卯存德堂刊，1507），卷首，页5。但这些药物的五行属性是根据什么来定的？朱丹溪并没有解释。这些五行属性又与功效有何联系？为什么有这些联系？朱丹溪也很少解释。他似乎根本没有受到刘完素、张元素等北方医家讲究气味厚薄、升降浮沉的影响，而只是硬性地分配给药物五行属性，再根据自己的临床用药经验，突出各药的主要功效，并略为解释其产生功效的原因。
总而言之，金、元医家从《素问》等早期医学理论著作汲取营养，建构起了药理体系。气味厚薄阴阳、归经引经、五脏苦欲补泻、升降浮沉、四时用药等许多用药原则，再加上药物的“法象”，使本草学中原本很简单的四气五味理论变得层次繁复，从而为解释药物功效的机理提供了很多途径。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但在药理阐发方面，似乎并无门户之见。金、元医家在理论上各立门户的同时，也创立了许多新方来支持其理论。药理学说的进展为其创设新方提供了武器。甚至可以说，许多新方就是医理和药理结合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说，金元药理学说促进了中医从经验用药走向理论用药。但也必须看到的是，金元药理模式的建立带有很大的人为因素，看似周密、通俗易行的药理模式其实颇为机械，导致了药物功效认识的浅显平庸化。其结果必然影响到深入考求药物功效的机理，也阻碍了中药功效研究在临床实践和实验中的创新。正因为如此，在明、清之际才出现一股反金、元医家论药模式的风潮。如清·徐大椿批评金、元归经说的弊病：“至张洁古、李东垣辈，以某药专派入某经，则更穿凿矣！”〔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本草古今论》，见《中国医学大成本》（上海大东书局，1936—1937），卷上，页44。
金、元时期在药理探讨的同时，实际也进行了药效的简化和提炼过程。在这方面，南宋本草也有同样的表现。
五、精炼药效与南北本草的交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