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鉴别药物，特别注意考察历史文献。例如凝水石，唐宋诸家常把石膏、方解石误作凝水石，而李时珍通过追溯《名医别录》等医药文献，指出凝水石就是盐精石（矿物白钠镁矾与其他盐类的集合体），而唐宋以来这种凝水石“绝不知用，此千载之误也”。李时珍对这一考证结果颇为自得，谓“凝水之误，非时珍深察，恐终于绝响矣”！同上，卷11“凝水石”，页639。李时珍认为，历代药物种类混淆的原因，“盖未深加体察，惟据纸上猜度而已”。他考证药物基原，虽然也离不开纸上的记载，但却能以他渊博的知识，进行严密的考证。例如《名医别录》有一“勒草”，因为无人能识，退到“有名未用”一类去了。此后唐《新修本草》又出了一个“葎草”。李时珍从方言的角度进行考证：“此药茎有细刺，善勒人肤，故名勒草，讹为葎草。”同上，卷18“葎草”，页1327。至今南方还把“刺”呼之为“勒”，可见李时珍把“勒草”、“葎草”合为一条是绝对正确的。他还用同样的办法，将唐《新修本草》的赤爪木、宋《本草图经》的棠梂子、元《本草衍义补遗》的山楂三物合并为一，即当今药、食两用的山楂。李时珍对药物运用历史之熟悉，千古以来一人！他考证龟甲药用部位为“古者上下甲皆用之”同上，卷45“水龟”，页2492。，后世却专用底板（龟下甲），造成药材大量地浪费。虽然李时珍出示的依据很少，但笔者对此曾加以研究，证明李时珍所说完全正确郑金生，《龟甲、败龟、龟板考辨——论龟甲当用上下甲》，《中医杂志》，3（北京，1982.2），页56—58。。当代药典已经将“龟板”纠正为“龟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90年版，一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1990），页152。，使数百年废弃不用的龟上甲重新入药，李时珍之功不可没。
中国本草中的药物基原确定的问题，历经千余年的不懈努力，终于
医药分家
医药分业的通俗说法。医学发展早期，医者要亲自采药，采药者也能看病。随着医药发展，药业独立成专门的行业，形成医、药分家的局面。在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基本解决。下此以往，虽然也有少数医药学家对某些药物来源种类作一些修正（如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等），但终属零星修补。医药分家，造成了临床医生和药业人员分道扬镳。明代像李时珍这样医药兼通的大家，已经是凤毛麟角。在药物基原考订历程中，一般来说早期侧重于原动、植、矿物全体的考察，只有少量的药材（可药用的部分）考证。明代后期，由于医药严重分家，即便是懂得药物的医家，也很少进行野外调查基原生长形态，充其量只进入药房考察药材形状而已。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以鉴别药材为主的明·李中立《本草原始》12卷(1612)。该书出示的药图多为药材干品图，药物形态的解说也是以药材为主。其解说中汲取了大量的药工辨药经验及术语（如蚕头当归、马尾当归、凤眼降香等），也涉及药材的商品规格和产地。此书的出现，表明药物基原考订由针对基原全体，进入到药材部位的考证。此后明·倪朱谟《本草汇言》(1624)、清·郭佩兰《本草汇》(1666)等书的药图，也都是以药材图为主。药材鉴定从此成为中国本草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于古代药物基原的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所以临床医家才有条件放心地致力于临床药学的研究，并进而探讨药性理论，将本草学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