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嘉祐间官修本草虽然也广征散佚典籍，但毕竟无法尽得散存在民间的本草数据。唐慎微所处的四川成都，民间收藏非常丰富。尤其是产生在四川的本草要籍，其时还有孑遗。该书收录的《海药本草》就是“蜀中土生波斯人”李珣所撰。又《唐本余》据考就是后蜀韩保昇《蜀重广英公本草》的“重广”部分郑金生，《〈证类本草〉中的“唐本余”的考证》，《浙江中医杂志》，19：6（杭州，1984.6），页282—283。。此外该书补入的内容还有隋（一说刘宋）·雷《雷公炮炙论》、唐·陈藏器《本草拾遗》、孟诜《食疗本草》等。《雷公炮炙论》首次进入本草主流，从此炮制成为本草的重要内容。唐代《本草拾遗》的地位仅次于《新修本草》。宋开宝、嘉祐两次官修本草虽都曾摘引该书，但舍弃内容也很多。唐慎微拾取前人遗弃的部分，仅药物就达488味，从而使后人能得知《本草拾遗》的基本面貌。《食疗本草》虽经《嘉祐本草》引录，但唐慎微补充摘引的内容更多。由于唐慎微的征引，《证类本草》的总药数达到了1744种，比嘉祐二本草的总药数多出了527种。
《证类本草》引用的书籍达240余种《证类本草》所引书籍种数，据《政和本草》（晦明轩本）“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所列书名为247种，渡边幸三《本草书の研究》统计实际为235种，尚志钧等《历代中药文献精华》统计为243种。，已是前无古人了。除医药书籍外，唐氏又从经史、地志、笔记、诗赋、佛书、道藏等书引录药物资料。其中从80余种方书中摘引方剂2900余首渡边幸三，《本草书の研究》，页45。。像这样从非医药书中引用药物资料、在本草书中附入相关方剂、以方证药的本草编纂法，为明·李时珍所仿效。李时珍称赞唐慎微：“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皆其功也。”〔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卷1，页8。该书不仅资料丰富，体例也很严谨。它保留了《嘉祐本草》的全部出处标记，又把《本草图经》的药图放在每一药最前面，而把文字置于“臣禹锡等谨按”（此下为《嘉祐本草》所引）内容之后。凡是唐慎微增补的内容，其前均冠以“墨盖子”（或称黑鱼尾）。从前人书中辑补的药物则称“某某余”，如“陈藏器余”则表示此药辑自陈藏器《本草拾遗》。
唐慎微《证类本草》之后，再也没有一种本草书能这样大规模地补辑宋以前的本草数据。该书上起《神农本草经》，下至北宋，已绵延千年。其间本草内容的发展如海蚌孕珠，层层包裹，步步扩展，纹丝不乱。《证类本草》的产生，标记中国本草这颗大明珠已经孕成。有此一书，千年本草知识即在掌握之中。为了直观地展现此书中历代本草内容，今取其一药，按前述各层次标记如下（见图1—12）。
图1-12《证类本草》引书层次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