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民主气氛高涨，“政党政治”一时成为热潮，在短短的时间内全国竟出现上百个政党，国内出现党派林立的局面。同盟会一些领导人甚至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在宋教仁的鼓动下，同盟会在1912年3月通过了新修订的《总章》。这个新纲领的核心精神，是将同盟会从过去秘密的“革命党”变为公开合法的“政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党”就是西方那种在议会中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党，而“革命党”并非“政党”。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革命党”同盟会改造成“政党”国民党。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其他四小党的国民党在北京组建。但历史表明他们确实过于天真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政党政治终成幻影。
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正式拉开帷幕，第二年3月，选举初步结束，国民党赢得了国会竞选的胜利。国民党在国会选举的胜利，无疑是袁世凯独裁的一大障碍。因此，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从而引发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但只两个月，组织涣散的“二次革命”即告失败，也宣告了中国初试政党政治的失败。历史的裂缝从“起朱楼”到“楼塌了”
事实说明，在革命刚刚成功、一切尚未稳定时即匆匆取消“革命党”，确是革命党人的重大失误。不过，他们提出的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向掌握政权后的“执政党”的转变的深刻意义，却不能完全忽视。
一党治国
在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孙中山认为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徒以组织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至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他着手重组革命党时便强调“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一个人，入党时还要按手印。
对此，他的战友黄兴认为党员在誓约上写明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已是不平等，而还要按手印则是人格侮辱，因此坚决反对。平心而论，孙中山本意是为扭转国民党的涣散、软弱局面，不如此确实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然而黄兴等人的反对也确有道理，因为誓言规定党员只服从领袖，当领袖是出于公心时固无问题，但当领袖变质或更换时，领袖究竟仍是大公无私还是抱有个人野心则无法保证。或许，这是“革命党”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
对于未来的治国方式，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之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党治国”模式：“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这种治国模式对今后中国历史的影响之深之远，此时恐无人料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