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清政府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废科举”。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新式教育就开始在中国出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科举制对新式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束缚越来越明显，显然早已过时。虽然一些洋务大员和维新派人士对科举制度早就多有抨击，但一直无人敢正式提出废科举。1905年9月，张之洞、袁世凯、赵尔巽、周馥、岑春煊、端方等督抚、将军终于会衔上奏，要求立即停开科举。他们警告说：“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清廷对社会变革的态度明显比政治变革积极得多，当月即谕令从1906年开始废除已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这确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时人认为：“言其重要，直无异于古之废封建、开阡陌。”科举制的废除使社会统治的传统基础士绅阶层开始分化，新式知识分子开始向由边缘向中心挺进，加快了传统社会系统的解体。新的社会结构，更需要新的治理方式。
如果说1905年以前，立宪派、革命派还过于弱小，根本不是清廷的“对手”的话，那么此时，它们的力量空前壮大，已可与清廷比试一番。此后，这三种力量的角力，最终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命运。立宪派与革命派发生激烈论战，最终以革命派胜利结束。立宪派之所以败下阵来，其实并不是其理论无力，而是其理论的基点是清政府能立宪。然而，清政府1905年在重重压力下迈出不小的一步后，却又基本止步不前。这时，政治的逻辑只能是革命。
历史说明，虽然也感到“时局艰难”，但清廷对历史大势和局势的紧迫并无真切了解和感受。它似乎对民意全然不解，攻击朝政的“谤文”历来都有，并不足怪，但这种“谤文”能得到普遍叫好时则大有深意。如果清廷在镇压革命党人时也能认真想一想诸如《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这样“犯上作乱”之文为何能使人皆拍手称快，当不至对民意如此无知。同样，清廷也没有重视和珍视当它宣布“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时国内那种人心振奋、欣喜相告的民情民意。对已处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来说，这确是非常难得的一次得到举国称赞的举动。然而，它却没有依民情顺民意在立宪的路上继续前进，而是踯躅不前。它不愿放弃任何权力，并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仿佛历史也可以按照它理想的节奏发展。因此，它始终只是被动地“走一步算一步”。它已经丧失了1898年的机会，眼看着又丧失了1905年“开局不错”的机会。它，还能再次把握住历史的机会吗？
噫吁嘻，山雨欲来之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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