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中外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社……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轻，加以惩处……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深信邪术，挟制朝廷，于剿办拳匪之谕，抗不遵行，反纵信拳匪，妄行攻战，以致邪焰大张，聚数万匪徒于肘腋之下，势不可遏。复令卤莽将卒，围攻使馆，竟至数月之间，酿成奇祸。社稷阽危，陵庙震惊，地方蹂躏，民生涂炭，朕与皇太后危险情形，不堪言状。至今痛心疾首，悲愤交深。是诸王大臣等，信邪纵匪，上危宗社，下祸黎元，自问当得何罪。（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58、86页）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明明是“圣上”铸成的大错，也总要由“臣下”承担责任，因为“天子”“圣明”，永不会错。所以慈禧在谈此次“肇祸之始”时，只是愤愤地说：“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没有丝毫自责之辞。
这种只责“臣下”不责“圣上”的观念影响颇深，时人及后人评论此事时对赵舒翘都有严责，认为正是由于他未据实禀报才“酿成如此大祸”，若他当时“能将真情实况，剀切陈奏，使太后得有明白证据，认定主张，一纸严诏”，义和团便“立时可以消弭”（《庚子西狩丛谈》）。“（赵）昧于理、盲于势，辱名丧身也宜哉。” （张海沤：《曼陀罗轩闲话·赵舒翘》）“至今论国是者，追原祸始，犹叹息痛恨于赵之一言几丧邦也。”（孙静庵：《栖霞阁野乘·记赵舒翘之轶事》）这些评论当然不能说不对，但据实禀报谈何容易！许景澄等人对时局的判断、利害的权衡、灾难性后果的分析，异常冷静、客观、透彻，而且明明是根据慈禧“诸臣有何意见，不妨陈奏”的懿旨坦陈己见，但他们不仅未能说动慈禧，反因意见与慈禧不合，被斥为“任意妄奏”，竟惨遭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赵舒翘不敢据实禀报不能不说情有可原，仅仅严责赵舒翘显然有失公道。
主和也好，主战也罢，谎报军情也好，据实直陈也罢，这些大臣最终都不免一死。义和团时期这些大臣的悲惨命运，实际是封建专制社会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大臣往往处于两难困境之中，若直言己见，往往触怒当道；倘曲意逢迎，一旦铸成大错，则要承担全部后果，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能性命难保。虽然从理论上说是“君贤臣忠”，对君与臣都有相应的要求，但实际情况却是“君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可以不贤，臣不可以不忠”。忠君，是作为臣子的“绝对道德律令”，无论君主如何昏聩残暴，臣属都不能不忠，倘稍有不忠，便是大逆不道。正如马克思所说，专制制度的本质就是否定人，把人当作“非人”。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实际只有“君”一人是人，包括权柄赫赫的王公大臣在内的其他人，其实都是“非人”。在这种关系中，传统道德用必须对皇上忠心耿耿且敢于不惜身家性命披龙之逆鳞、犯颜直谏的标准要求臣属，委实过于严酷，几近于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的道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