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当李鸿章于1874年看到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向恭亲王奕力陈中国修建铁路的重要时，奕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并告李鸿章知，慈禧太后“亦不能定此大计”。直到十五年后，慈禧在其时倾向支持修铁路的亲信醇亲王奕的鼓动下，才最后同意兴造铁路。
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权势之大，想兴办近代企业尚有如此强大的阻力，无权无势的平民在这种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兴办近代企业。如19世纪70年代初曾有华侨商人在广东南海设立以蒸汽为动力的缫丝厂，结果却被官方以“沿海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奏明办理，平民不得私擅购置”为由，将其封闭、拆除。所以，清末的近代企业采取官办形式是历史的“不得不然”。历史地看，这些企业毕竟是在引进西方科技文化、培养人才、开创风气方面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大机器的引进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开端。凡此种种，确有历史的合理性与正面作用。
但是，官办企业的弊病也很明显。这些官办企业在体制上也采取衙门式的管理，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单位，而是政府的一个分支部门；设总办、会办、提调若干，类似官场职别，并且受总督、巡抚和总理衙门的监督、节制。这种官办企业必然冗员充斥，机构臃肿，许多人因与“官”有关系而挂名支薪，官府也将其作为安排官员位置的地方，贪污腐败严重，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
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办企业的正面作用越来越弱，而负面作用则越来越明显。历史的逻辑，将“官督商办”模式提了出来。
过渡的“官督商办”
兴办近代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而这些企业由于官办的种种弊病并不营利，自身很难提供发展所需资金；另一方面，晚清财政一直极度困难，官府无法对这些企业提供持久支持。在这种情势下，晚清企业的“官督商办”模式应运而生。
历史的变革往往是通过偶然性实现的。1872年，一贯反对兴办新式企业的顽固派官僚宋晋上奏提出，由于现在国家财政困难，而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糜费太重”，应予停办，从而引发了清廷关于是否制造轮船的大讨论。以写奏折老辣著称的李鸿章果然厉害：由于反对造船者以财政、经费紧张为理由，所以李鸿章在与曾国藩、左宗棠同样陈述了中国面临的不得不造轮船的历史环境后，便具体分析财政问题。他由财政紧张顺理成章地提出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是要“求富”，指出不仅要建造兵船，更应建造商船，经营民用运输企业，建立用大机器生产的煤矿、钢铁企业，创办民用企业营利赚钱。李鸿章此折借顽固派提出的“财政紧张”，反而提出更为顽固派反对的“求富”主张，使洋务运动从以生产军工设备为主要内容的“求强”阶段深化为以发展民用为主要内容的“求富”阶段，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而李鸿章“借力打力”的技巧端的是老谋深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