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现代化的严峻挑战，然而在挑战面前，作为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的近代企业在清末的发展却困难重重，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步履蹒跚，极不顺利。阻碍、束缚企业发展的因素当然不少，但主要障碍还是企业的所有制变革屡屡滞后。
官办企业的正负效应
对面对外患与内乱双重压力的晚清统治者来说，无论是反对列强欺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考虑，都应迅速创办近代化企业。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国内农民战争的冲击，使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开明派开始认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取得一定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而不是满族中央朝廷，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要动力，这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开始兴办近代工厂。
然而，以兴办近代企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即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这种争论、反对，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中一直未曾停歇。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救亡图存不可或缺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为武器的强烈反对。顽固派总是将问题上升到“道德”的高度，他们强调：“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近代科学知识和大机器都被他们讥之为会使人心变坏、道德堕落的“奇技淫巧”，而且他们强调这是“奉夷为师”，必将导致“变而从夷”。修铁路、架设电报线对一直处于军情紧急、财政困难之中的清王朝可说是当务之急，但却遭到激烈反对。例如，顽固派认为电线可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
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历史的裂缝清末企业的官办与商办
铁路也是如此：
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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