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谁也没想到，在李鸿章的运作下，海军衙门竟开始修筑铁路。
原来1880年年底，关于是否能修铁路的大争论以洋务派失败而告终之后，李鸿章并不甘心，一直在寻机重提此事，而且，他明白修铁路虽然不可能作为一项“国策”，但有可能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作为一项“地方”的“土政策”施行。
就在争论最激烈的1880年，他就悄悄开始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段的铁路，以便运煤；1881年这条约十公里的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将其说成是“马路”。李鸿章真不愧是后来“遇到红灯绕开走”之流的前辈。李鸿章汲取了在“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所以在修路的同时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此时醇亲王奕早已取代恭亲王奕，成为慈禧太后最为倚重的贵戚，所以李鸿章全力做他的工作。他多次给奕写信，说明兴办铁路的种种好处，奕心有所动，所以李才敢将唐胥路修完。但李一直认为铁路应是举国兴办，所以在给奕的信中说修铁路在中国“阻于浮议”一直未能兴办，明确表示希望由奕直接出面“主持大计”。
中法战争暴露出海军调度很难协调的问题，清廷最终同意成立海军衙门；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面对这个问题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应修铁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奕、李鸿章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由海军衙门负责修建铁路，也可说是当时的“中国特色”。
你争我夺
1886年，身为海军衙门总理的奕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具体商议修路办法。奕后来说他对修铁路以前也曾“习闻陈言，尝持偏论”，反对修路，但经中法之战，又“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于是支持修路的态度更加坚决。但以奕此时的权位之重，却也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路，所以在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商议时，也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还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这样此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再加上在唐胥铁路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经之地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此事更易办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