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曾国藩上《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承认“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这年冬天，浙江数城接连被太平军攻克，清廷惊慌不已，加速了买船进程。在此期间，赫德一直积极鼓动买船，他知道清政府因财政困难一时难下决心时，便提出可动用关税。主管此事的奕为此议所动，于1862年1月下旬上奏，称现在“浙江宁波、杭州两府，相继失守，贼势益张，难保不更思窜出宁波，为纵横海上之计”。因此，“请饬下江苏巡抚，迅速筹款雇觅外国火轮船只，选派将弁，驶出外洋，堵截宁波口外，以防贼匪窜逸。并令广东、福建各督抚，一体购觅轮船，会同堵截”。第二天，朝廷就批准了奕的奏折。早无准备，丧失了二十年时光，直到现在事到临头、军情十万火急时，才匆匆忙忙想起建立近代海军，这就难免要付代价不菲的“学费”。
从1862年2月起，清政府与赫德开始具体商谈买船的各项事宜。经过一番交涉和讨价还价后，最后确定购买英国制造的中号轮船三艘、小号轮船四艘，共需白银六十五万两，并经赫德推荐由正在英国休假的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在英具体经办买船事宜。李泰国早在1842年即随其父来华，曾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1857年以汉文副使身份北上天津，参与交涉修约事宜，1858年的中英《天津条约》与《通商章程》通常即认为出自他手，1859年被派为海关首任总税务司。这些经历使他总以“中国通”自居，对华态度粗暴。
确定了所买船只的大小、数量及价格后，紧接着就要确定内地水手、水勇的选配。这个问题事关新舰队的控制权，有关各方互不相让，矛盾骤然尖锐。由于买船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太平军，所以总理衙门起初自然奏明由正与太平军激战的曾国藩“酌配兵丁，学习驾驶，以备防江之用”。但赫德认为曾国藩不会由他摆布，故反对此议，提出“添配内地水勇人等，应由广东、福建、山东沿海等处，选募生长海滨、习惯出洋、不畏风涛之人，分配驾驶，可期得力”。他的建议自然得到这些地方的地方官支持，但却遭到曾国藩的强烈反对。曾国藩认为仍应维持总理衙门原议，“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试令司舵司火，继而试以造船造炮，一一学习，庶几见惯而不惊，积及而渐熟”。曾国藩位高权重，对他的话，赫德也不能不让三分，于是提出船上炮手可用湖南人。最后，总理衙门决定由曾国藩“悉心筹商，妥为配派，不必拘定何省之人，但以熟悉洋面、能守法度、日久易于驾驶为要义”。这一饬令可谓圆滑，既决定由曾国藩办理，照顾了他的利益、面子，又要求他“不必拘定何省之人”，关照了他人的利益。最后，曾国藩决定每船酌留三四名“洋弁”，其余即配楚勇，以后再参以浙江、广东、福建等沿海处兵勇。曾国藩的想法是：
始以洋人教华人，继以华人教华人，既不患教导之不敷，又不患心志之不齐。且与长江各项水师出自一家，仍可联为一气，不过于长龙、舢板数十营中，新添轮船一营而已。
但事实证明，曾国藩过于乐观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