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4月初，在曾国藩湘军的支持下，李鸿章率刚刚练成的淮军乘船东下抵达上海。这月底，他就奉命署理江苏巡抚，几个月后便得实授此职。之所以能如此一帆风顺，端赖曾国藩保举。就在李鸿章于1861年12月赶回家乡办理团练时，曾国藩接受谕旨，奉命调查江苏、浙江两省巡抚是否称职胜任。曾国藩在《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博士学位折》中称这两省巡抚均不称职，指责江苏巡抚“偷安一隅，物论滋繁”，“不能胜此重任”，并附片奏保李鸿章不仅“精力过人”，而且“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臣再拨给陆军，便可驰赴下游，保卫一方”。以曾氏当时的地位，他的意见不能不为朝廷重视，因此李鸿章得迅速任命为巡抚同时身兼通商大臣。
对曾国藩而言，此事是将地位重要的江苏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使当地的军政和民政实际统归自己，解决了困扰自己多年的军队与地方的矛盾。对年近四十的李鸿章而言，此事使他成为朝廷的大员，虽然从官制上说他仍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属下，但已摆脱了曾国藩幕员的身份，顿时豪情万丈，其一生事业由此“隆隆直上”。当然，李鸿章也知道这完全是曾国藩对自己的栽培，所以立即致书曾氏深表感谢：这都是您对我多年训练栽培的结果，真不知如何报答，“伏乞远赐箴砭，免丛愆咎”。
历史大势证明，华洋杂处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洋人在中国政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谁能掌控上海，谁就财大气粗；谁能与洋人打交道，谁就举足轻重。正是在防卫上海的过程中，李鸿章开始了具体与洋人打交道的漫长生涯，也因此他后来才能在政坛上超过湘系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权臣。
显然，就个人权势隆替而言，当时防卫上海要比争得克复“天京”的“头功”重要得多。可惜曾国荃拒不赴沪而失此良机，足见其昧于历史大势。更显曾国荃短视的是，当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夺下“天京”后，连夜上奏报捷，结果不仅没有得到清廷的奖赏，反而被清廷严厉斥责。朝廷降谕指责他不应在破城当晚返回雨花台大本营，责备他应对上千太平军将士突围负责。不久上谕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命令曾国藩查清追回上缴。清廷的谕令对曾国荃毫不客气，点名批评：
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实际提醒曾氏兄弟如不知进退，将“勋名”难保、不能“长承恩眷”，话中暗伏杀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中国政治传统，曾氏湘军以一支私人军队而获赫赫战功，清廷不可能不对其高度警惕，一定要将其裁撤而后安。显然，对曾国荃来说，当时他的最佳选择应该是去协防上海，而将克复“天京”的头功让与他人。但正是曾国荃对历史大势的短视无知，恰恰成就了李鸿章以后的“宏图伟业”。
事实说明，凡成大事者，必不能昧于历史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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