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众咸知，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①。鹰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迷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
尽管圣上“心存宽大”，尽管慈禧宣称除了处决六名维新党首领之外不再株连余者，但一想到这些人竟然预谋加害自己，慈禧仍然余怒未消。上面提到的那份诏书刚刚颁布，慈禧太后便又降谕，将张荫桓发往新疆，其理由模棱两可。其实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张荫桓曾参奏太后用度奢侈，而且更让慈禧生气的是，英国公使还插手此事，为他求情。
另外一份谕旨下令取消皇上太后前往天津阅兵一事，因为荣禄极力劝阻慈禧太后，恐怕途中有人加害于她。尽管慈禧好奇心大发，十分想出京散心，游览天津这个港口城市，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荣禄的建议。此时，直隶正在加紧整顿陆军，训练非常刻苦，因此太后命令给北洋军队颁发奖赏。
荣禄返回京城之后，直隶总督一职由裕禄接替。这个满人极其顽固，深受慈禧信任。他昏庸无能，不明事理，后来天津及其周边地区的义和拳不断发展，他实在是罪责难逃。不过，在这个敏感的危急时候，朝廷不太信任汉人。老佛爷觉得，直隶一省地位重要，派个满族总督坐镇，或许可以防止激进者发动暴乱。
与新党牵连而至今仍未受到谴责的京城大员只有一个，即礼部尚书李端。静等了一段时间，李端见朝廷仍未下谕加罪于自己，便直接上奏，称其所犯罪行（保荐康有为等维新党人入朝）应当受到惩处。这份奏折非常有趣，因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内部的几个突出特点。李端在奏折中首先承认自己所犯之罪，表示未获责罚，感念圣恩；同时又说自己内心不安，仍请太后降罪，“以为大臣妄荐匪人者之戒”。慈禧太后的批谕也同样有趣，批谕仍然是以皇帝的名义所下：
上谕李端奏滥保匪人，自请惩治一折，该尚书受恩深重，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今据事后检举，实属有意取巧，未便以寻常滥保之例，稍从末减，吏部尚书李端着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惩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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