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朝廷振兴商务，筹办一切新政，原为当此时局，冀为国家图富强，为吾民筹生计，并非好为变法，弃旧如遗，此朕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臣民所共谅。乃体察近日民情，颇觉惶惑，总缘有司奉行不善，未能仰体朕意，以致无识之徒，妄相揣测，议论纷腾。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淘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若不干诚宣示，诚恐胥动浮言，民气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图自强之本意。所有现行新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原议将应办之事，分别归并，以省繁冗。现在详察情形，此灭彼增，转多周折，不若仍悉其旧。着将詹事府、通政使、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行裁并局所冗员，仍着各该督抚认真裁汰。至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疏章竞进，辄多摭拾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当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行裁撤。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该地方官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
方今时势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朕执两用中，不存成见，尔大小臣工等，务当善体朕心，共矢公忠，实事求是，以副朝廷励精图治不厌求祥之至意。
荣禄现已入补军机处，担任兵部尚书，节制北洋军队，成为全国上下权力最大的官员，这是清朝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事。自从热河避难以来，荣禄再次证明了自己对太后的忠心耿耿，并因此受到了丰厚的奖励。他在政变危机中大肆镇压新党，无疑会受到众人，特别是外国人的指责。但是，从中国官员的角度出发，荣禄支持太后对抗皇帝，实为为人臣子所应尽职责，无可厚非。而且，他也颇有大臣风范，为人一向通达事理、谦虚谨慎，可当大任。后来闹义和拳时期，中国及外国舆论纷纷大肆谴责荣禄，其原因一部分在于康有为及其同党诬陷造谣，另外还因为外国使节心有偏见，消息失真所致。后面我们会看到，荣禄当时的确倾尽全力阻止拳乱，用尽办法劝阻太后，以免铸成大错。在一群畏首畏尾、倒行逆施的满族亲贵中，只有荣禄一人胆识过人，富有远见卓识。慈禧统治中国长达五十年之久，治国能力强，又能忠心报国的大臣只有曾国藩一人可望荣禄项背。从这一时期开始，直至1903年去世，荣禄一直陪在太后左右，尽忠职守，是慈禧最得力的参谋。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1900年义和拳时期，慈禧太后被其浩大的声势所迷惑，又受迷信的影响，在满族亲贵的附和下，接受端王等人的建议，暂时削弱了荣禄的权力。然而，如《景善日记》所述，太后铸成大错之后，惟一与其商议、依赖信靠之人仍然是荣禄，而荣禄也事事尽忠太后，从无二心。慈禧终于明白，荣禄的建议尽管自己有时候会弃而不用，但事实证明他的话总有先见之明。中国近代历史纷繁更迭，没有定势，但可以非常确定的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荣禄理应得到比现在更高的客观评价。两宫西巡期间，荣禄对于众人对他的造谣中伤毫不知情，因此銮驾返回京城以后，他对外国使节的冷淡非常生气，觉得自己为他们做了那么多，而对方却一点也不领情，所以感到愤愤不平。自此之后，直至去世，荣禄经常对要好的朋友说：他从不后悔以强硬手段反对义和拳，但是却始终不明白，也不能原谅外国人对他的忘恩负义和敌视态度。曾有一段记载荣禄的话：“他当初之所以那样做，并非因为爱外国人，而是忠于太后及朝廷之故。但是既然他的做法与外国人的利益不谋而合，他理应受到对方的赞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