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秉性良善，承蒙太后授予宝座，为大行皇帝立嗣一事必定遵从太后之意。然而，皇宫之内既有良臣又有小人，众人观点不一。宋朝之初，宰相赵普贤良能干，即便如此也仍然顺服杜太后之意；同样，前明大学士王直虽为朝中旧臣，但敢于上奏请求立景帝太子的却是蛮夷之人黄（此人为广西少数民族），令满朝汉族官员汗颜。如果品德高尚之人尚且如此，又如何要求不肖之徒呢？如若旧臣尚且如此，又怎能斥责新人呢？无视既存法度是为错，而我们如今却没有法度岂不大错？为今之计，要想改变一误再误的状况，重回正轨，就请太后再下谕旨，明确规定将来皇位由大行皇帝子嗣继承，任何人不得更改。只有如此，立嗣一事才能名正言顺，此后不致引起争端，也惟有如此，大清朝皇位由父传子的家法才能流传。尽管大行皇帝此时无嗣，但以后新帝之子将会过继给他，而太后也将无孙而有孙。谨遵有序继承皇位之规，太后将功不可没，名垂青史。此乃微臣所谓弥补一错再错的最佳方法。
大行皇帝宾天之时，微臣已经拟好一折，准备由都察院上奏朝廷。但转念一想，臣已获罪降职，不能越位言事。再者，皇位继承大统乃何等大事！如若出自王公大臣之口，则为深谋远虑；如若出自小臣微官之口，则为轻议妄言。微臣以为，朝廷忠臣智者众多，断然不致人人皆看轻此事而不屑一议。因此，臣并未轻动，而是耐心等待。然而，时光流逝，朝廷对于此事却未有重大举措。后来，罪臣重获朝廷恩待，蒙诏复出，在吏部当差。转眼间又过去了四年有余，朝中大臣却没人看重立嗣一事。如今，大行皇帝将永埋山陵，臣恐人们会将以往之事渐渐淡忘。时间紧迫，罪臣不能再无所作为，束手等待。仰望先帝驾龙宾天，无限怅惘；近看山水依旧，不禁追思先帝。微臣惟将先帝恩赐的余年奉上，以死平息太后的怒气，谨代表大行皇帝乞求朝廷降旨立嗣。
然而，临死之前，臣却心神不清，奏折中言词含糊，遗漏甚多。此前，微臣奏折都要再三添改才敢呈上，但此次却未尽周详。罪臣没有古人之才学，又怎能学其泰然自若？从前有个人赴死之时腿不能迈，路人问他：“你害怕了吗？”他说是的。那人又问：“既然害怕，为何不转身回去呢？”此人答道：“害怕是我的私心，而就义则是为公。”微臣今日也是如此。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①。罪臣岂敢自比圣贤曾参？我之将死，其言未必皆善，惟恳请太后皇上怜悯罪臣最后的哀鸣，不要认为微臣无病呻吟，也不要觉得我此举不祥。如此罪臣则死而无憾！宋朝一位臣子曾说：“凡事言于未然，此乃莽撞；然而，如若待其发生则言之晚矣。”尽管言于未然显得莽撞，但朝廷最好防患于未然，不可使臣子后悔没有及时上言。微臣真心希望自己的话不会应验，宁可后世笑我愚笨，也不愿所言应验，后世赞我明智。罪臣希望成为杜牧，即便越职妄言也不后悔；罪臣希望效法史鳅，以死明鉴忠心于朝廷。惟愿朝廷终能体谅微臣之心，太后皇上永记顺治康熙圣祖，以宽为怀，仁慈天下；任人惟贤，民和国兴；望朝廷不争外国所重之事，陷中华于危难；毋创祖宗所不屑之先例，为子孙留下后患。这就是罪臣的临终之言、临终之愿。
罪臣曾为御史，所以才敢冒死上奏。但臣如今为吏部小官，无法直接上奏朝廷，于是恳请本部尚书代为呈上。筹备大行皇帝安葬仪式的名单中本来没有微臣之名，微臣再三恳请大学士宝将我名添加。罪臣之死为宝所未能预料，故此不应为此责怪于他。如今乃是盛世，古代为君殉节的残忍做法岂能重演？然而，罪臣哀恸之情难以自抑，时值今日大行皇帝入土为安、万民同悲之际，哀号痛哭，上言陈情，以明罪臣恳请朝廷为大行皇帝立嗣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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